全球發展的最大挑戰,原來不是聯合國"千禧發展目標"所言,讓發展中國家五十億人口的生活水平逐步追上富裕國家的十億人口。在牛津大學非洲經濟專家保羅.科里爾看來,最艱巨的任務是讓全球最貧窮落後、也就是最底層的十億人走出困局,拉近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距離。
這些陷入全球最低生活水平的國家,長年經濟停滯,甚至倒退。由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三十多年都活在十四世紀的生活水平,加上內部鬥爭以至內戰不斷,瘟疫頻生,人民知識水平偏低,整個國家不僅民不聊生,更看不到生機。長此下去,不單最底層的十億人受苦,也影響到全球的穩定和安全。
保羅.科里爾指出,這些佔全球人口六分一的國家都墮入這樣或那樣的四類陷阱,致令他們無法走出困局。其一是內戰或政變頻仍,政局不穩;其二是倚賴自然資源出口,使工業發展受阻,而自然資源的國際價格波動,亦令國家收入不穩定;其三是地理限制,部分國家四面陸地,海運需要通過鄰國港口,大大限制貿易發展;其四是管治差劣,貪腐橫行,改革往往無疾而終,國家政局無法扭轉。貧窮國家不必四者全中,都足以令經濟萬劫不復。
這四大陷阱固然令這些國家經濟上難求進步,但從作者的角度看,經濟增長受阻亦是政治暴力衝突、管治敗壞不堪的肇因。因此,扭轉困局的關鍵在於經濟增長,而促進經濟增長,必須通過國際經濟援助、軍事介入、樹立管治規範、貿易政策等四方面,才能逐一破除上述四大陷阱。
作者認為,經濟援助必須從長計議,不必在政局緩和後立即到位,反而應按實際需要及情況決定投放形式,並須跟進及監察。管治差劣的地方,並不適宜給予現金資助,而是輸入技術援助,選擇資助具體項目,以助改革者推動經濟改革。他又主張軍事介入有助緩和國內的矛盾,因為執政者不愁政變,可裁減軍備,既可把援助集中於經濟發展,亦可降低內部的猜疑和對抗。如果國際機構能同時設定或引用某些管治標準,作為援助的條件,如提高財政開支透明度、嚴防貪腐措施等,亦有助當地政府推行增長的政策。最後,儘管國際貿易有利經濟增長,而全球化下國際貿易大增,但這些貧窮國家卻難以跟中國及印度競爭,因此作者主張頒行有時限的貿易政策,給予赤貧國家更優惠的貿易條件,使他們有能力在國際巿場跟中、印兩國較量。
他指出,目前國際援助機構工作目標不清晰,因為放眼在五十億人口身上,卻不聚焦於最困難最赤貧十億人的困境,也不積極去為活在最底層的人解困脫貧。同時,他又批評國際社會太倚賴經濟援助,而忽略以其他手段,推行綜合治理的方案,讓赤貧國家通過經濟增長來緩解發展的問題。在援助工作的統籌上,作者認為援助既然涉及資助、安全、規範、貿易四方面,援助國家便需要由政府首長去統籌各部門工作,而不是只交給個別部門(如國際發展部)去處理。在國際方面,先進國家不能各自為政,而應付出更大的力量,在八大強國高峯會上加強協調和合作。
作者亦鄭重呼籲,國際社會對赤貧國家的援助,不是重覆帝國主義,不是富裕國家操控落後地區的糖衣毒藥,而是有心改革、為社會帶來良好轉變的改革者與頑固保守勢力之間的激烈抗爭。國際社會不能袖手旁觀,而應該以實際行動支援正義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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