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香港回歸前,擔任港英政府在1989年成立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顧汝德(Leo Goodstadt),自言每當離開香港,總覺得自己身在異鄉。他表示,畢竟除了香港,對別的地方不是很了解。正是由於他對香港甚為了解,在他的新書《管治之失:香港奮力求存》(A City Mismanaged: 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就一矢中的地指出,香港回歸短短20年,由一個繁榮的殖民地,變成一個需要「奮力求存」的特區,原因是歷任特首和許多司、局長,在過去都作過不少值得商榷或者可謂錯誤的決定,而他們又非常抗拒去將這些錯誤的政策糾正過來,因而令市民在生活和工作上很多重要領域都飽受痛苦。
方思行看的是英文版,因為並未有中文譯本,只有中文書名。
作者語帶諷刺地說,要管治好香港其實並不艱難。香港人在回歸之後,面對多番威脅,包括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03年的「沙士」、07年的環球金融海嘯和在大陸的港資工廠倒閉潮,甚至14年的大型示威與佔領行動,但香港經濟仍然穩步向前,商業利潤有可觀的增長,例如利得稅佔政府收入的比例在過去20年,從20%上升到25%。政府豐厚的財政儲備高達9,360億港元,幾乎是97年的兩倍。只是負責管治香港的官員,包括特首本人的表現未逹標準,令香港變得面目全非。
顧汝德整本書,其實都將香港管治的缺失,歸咎於政府的領導班子。自從2002年政府實行「問責制」之後,顧汝德認為,多位特首的不足就更為突顯,因為政治任命的高級官員資格,一般都不怎麼令人信服。
顧汝德在書中毫不客氣地評論每個特首的缺點,認為董建華政治才能不足,面對亞洲金融風暴,他的緊縮財政政策,令香港大部份家庭收入下降、住屋狀況惡化、醫療及教育開支上升等。最後也得公開承認,因為他的個人決策,令市民受苦。
董建華下台,並沒有令香港從他的錯誤管治方式中轉過來。接替董建華的曾蔭權,顧汝德認為他偏幫商界的決策,令他誠信破產。不能保持政治中立、捍衛大眾利益,成為他的污點。其中一個例子,是他堅持停興建居屋,避免影響私人樓宇價格,包括他自己的物業。他亦沒有辦法回應社會大眾對貧富懸殊惡化產生的廣泛不滿。
對於第三任特首梁振英,顧汝德說從他第一天上任已經無取得公眾的信任,大眾認為他並不認同香港的核心價值。因此,但凡他提出的任何建議或決策,都遭到社會人士反對。梁振英認為自己與中央政府和領導人關係比前兩任特首都密切,但事實並非如此。2015年他到北京匯報工作時與中央領導人的座位安排,以至他每次訪問北京,需要由國務院港澳辦安排,都顯示他在中央眼中,並不如此般親密。最終,他無法如願連任,只做了一屆特首便黯然下台。
第四任特首林鄭月娥去年接受任命後的首次公開致辭中,顧汝德認為,點出了香港的管治缺失:政府表現差強人意、制定政策者與公眾的意向脫節。因此,這位特首指出,香港需要「管治新風格」,政策要更貼近市民的期望和渴求。
不過,顧汝德指出,林鄭月娥錯判了香港面對的挑戰。林鄭月娥在她的選舉政綱中承諾,會針對管治不當而推行改革;包括「以客觀研究和實證為基礎,從事實出發,持續檢視現行政策」。顧汝德認為,這似乎意味著在決策層面上,專業精神將取代過去由錯誤認知衍生的管治不當,以及決策層缺乏根據的臆測,並矢言一定要改善管理。
不過,顧汝德批評林鄭月娥錯判了香港面臨的危機。林鄭月娥說,「香港多方面的優勢正面對不同的衝擊,既有政治原因,也受外國經濟影響。加上過去幾年出現的社會矛盾、政治爭拗和經濟發展緩慢,不少人都對香港前景關心、擔心,甚至灰心。」但顧汝德批評林鄭月娥的說法極不準確,因為過去幾年,香港的社會和經濟都大有改善。2007至2016年間,香港的犯罪率下降了29%;工業糾紛而損失的工作日數由2007年的8,027天下降至2016年的169天;香港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這段時間足足上升了46%。
顧汝德認為,以一個有十年司、局長經驗的人來說,林鄭月娥竟然會對香港所面對的挑戰,作出如此謬誤的陳述,實在令人驚訝。反映香港歷任特首與級每個司、局長的水平不足、表現不濟的事實。
顧汝德自從上世紀1962年來香港從事學術研究,在擔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前,曾任香港大學講師、研究員,報章、雜誌的駐香港特派記者和副總編輯等,對香港問題非常熟悉。他曾經表示,自己從香港得到一切,故有責任回饋港人,因此寫了一系列關於香港政治及經濟發展形勢的著作。這本《管治之失:香港奮力求存》,中肯地道出香港在過去20年管治的問題所在,非常值得細閱;不過,由於言辭尖銳,相信又會惹來不少無謂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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