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書評節目將為大家推薦的由學者丁東編寫的《反思郭沫若》,包括余英時、鄢烈山、余杰等文化名人,在七十至九十年代發表的批判郭沫若文章。
郭沫若年輕時憑著意象新穎、意氣激昂的新體詩在"五四"文壇異軍突起,之後又在革命文學圈大放異彩。建國後,他被冊封為中國文化旗手,史學見解和文學造詣均受到毛澤東高度肯定。這一切,使郭沫若一度成為中國最有權力,同時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
編者在封首語中道﹕"對郭沫若,尤其是晚年郭沫若蘊含著緊張矛盾的思想、心境和人格及其成因,進行了不同角度、不拘一格的描述、分析和反思,在凸顯出一個更加複雜、立體的郭沫若同時,多層次折射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境遇和悲劇品格。"
不過,即使是在言論備受壓制的文革時期,文學圈內悄悄流傳的"四大不要臉"名單上,郭沫若經已雄據榜首。箇中原因,讀者可以從他1966年元旦在《光明日報》發表的《頌大寨》一詩中試尋答案: "全國學大寨,大寨學全國。人是千裏人,樂以天下樂。狼窩成良田,凶歲多大熟。紅旗毛澤東,紅遍天一角。"
這首詩的行文生硬、內容做作,與郭沫若早期作品的清新風格相比,水平一落千丈。更可悲的是,這決非詩人一時失手。事實上,郭沫若晚年發表了大量同類奉承最高領袖的詩詞作品,令他不僅成為同業笑料,更成為後人恥笑對象。比如書中有一處引用到郭沫若文革期間在一次紀念魯迅的大會上作的發言,儼然是"黨疼國愛" 、"縱做鬼也幸福"等馬屁式文體的始祖。
郭沫若在發言中說: "今天我們的時代比起魯迅在世的當時,在一切條件上都有了天淵之別了,我們每個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的語錄、毛主席的選集、毛主席的詩詞……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會是多麼高興呀!他一定會站在文化大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沒有攀登的高峰。"
從先鋒浪漫詩人淪為政治宣傳機器,郭沫若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斯文掃地,但這又決非他個人的悲劇,而只是整整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悲劇的縮影。
追究這個悲劇的形成,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會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專家梁麗芳指,既離不開環境因素,也與個人取決態度有關。在當時的非常情況下,有人選擇反抗、有人選擇沉默,但郭沫若最後卻沒有堅守住知識分子最為基本也最為可貴的風骨。
梁麗芳: "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有脾性的人、激情的人、有浪漫脾氣的人,一方面他想做點事,但是一方面我想他一定是好像很多五四的作家一樣,無法適應那種改變,無法以工農兵的語言來寫、以工農兵的世界觀去看世界。後來他寫那些'刷鞋詩',被很多人恥笑。當然有幾個選擇,一是就寫自己,不理。當然那個後果可能是坐牢或者被殺。另外一個是Silence(沉默),好像沈從文那樣Silence、不寫,即是你違背了文學創作的宗旨,我就不寫。但是郭沫若不行,就是因為他不能決絕地'我就是不要',但是他做不到。又是當時的環境,政府的控制一個原因,他自己又想有所表現,所以造成了他很複雜的人格。值得研究他的心路歷程。他沒錯是一個悲劇,而且是很典型的一個悲劇。"
郭沫若離世至今三十五載。梁麗芳說,隨著時代進步,當今中國知識分子有了比前人更多的選擇,因此實在沒有必要去重蹈郭沫若的覆轍。
梁麗芳: "現在的情況跟以前當然不一樣了,現在是比較開放,現在有很多Choices,我覺得現在不需要再重演郭沫若的悲劇。"
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教科書上,至今有"魯郭茅巴老曹"這種說法,郭沫若在期間位居第二,僅次魯迅之後。作為一代文豪,郭沫若在身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但他一生的悲喜劇更留給後世中國知識分子啟示與反思的空間。
這書於1999年被大陸作家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為"暮年心路記"、"學術存疑錄"、"反思群言堂"、和"書信真偽辨"四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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