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是由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王飛凌的著作,此書的寫作體系,一如當年黃仁宇受西方歷史體系所影響後,以西方的架構與觀點,去重新理解與解構「中國歷史」,相對於以往「中史」以朝代、政治、治亂興替的思維方式,是以地理、人文、文化,再比較同代的西方以至一些可作類比的體制,再宏觀地重建這個所謂「中華秩序」,對想以西方角度重新認識「中史」的朋友,是一本值得一讀的作品。
然而或者這是一本相對地通俗的作品,在處理大量的「中史」史料時,作者雖然非常努力去「抽離」華人的「史觀」,以及嘗試以西方世界的角度,去比較這些史觀,但在幾個近年開始多人探討的問題上,作者仍是以較「傳統」的角度,去審視這些所謂屬於「中華」的特質;舉例說,在《中國人與中華多民族》的章節中,雖然作者以考古學質疑所謂「自古以來」的「中國人起源論」,以及是晚清梁啟超才創製出「中華民族」,甚至質疑文言文之統一,實為強大政治力量所「統一」,而不是先天如此;作者體現到所謂中國人,實為多民族,願承認「漢族人」的基因根本不純,這些都體現到本書遠遠超越了「華人視野」。
然而作者卻忽略了西方世界靠教會維持,自古羅馬帝國的拉丁文,實與漢語文言文與地方語言分離的相似性。對於西方世界的觀點,一種「語言」,不能抽離口語,而只談書寫,特別在古代,文字普及率只限於少數受教育的知識份子或「士大夫」;反之在華人世界觀中,受限於漢字的特性,常把能以漢字書寫的,就視為同一種「語言」,但一說到日語、韓語以至拉文字母化之前的越南話,再無法解釋時,就只有視為特例,卻不質疑這種「政治劃分」在學理上的準確性。
因此作者說「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帝國權力長期全力地維護書面語文言文,漢語言恐怕早已演變成許多種語言文字」,這句說話其實只對了一半;我認為「漢語」本身就是很多不同的語言,只是古時書寫大家都在寫「中華版拉丁文」即文言文,或在20世紀的新文學運動後,文言文改為「語體文」,只是「華人」自幼被灌輸洗腦的,就是「同文字」即「同語言」,卻忽視口語上遣詞用字的巨大差異,更忽視所謂「我手寫我口」,根本絕不適用於大多數人,因為根本不是「方言」,而是語言差異。
又反過來看今日歐美各國,除東歐東正教西里爾字母所影響的國家之外,都使用「拉文字母」的相似性,又是否可說「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都只不是「拉丁文」的一種「方言」?如果沒有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沒有宗教戰爭與新教國家興起壓倒舊教國家,作者在文中常提及公元1648年的「西發里亞式的民族國家世界秩序」,甚至比起滿清入關的1644年還遲了4年,才奠定了西方世界的「分裂」;大家如果用相同的一把尺去量度,純粹因為「滿清」的「統一」建構的「中華秩序」,與「西發西里亞式」造成的「西方分裂」,又是否「必然」?還只是又屬歷史的「遇然」?更何況於1648年「西發里亞式的秩序」的成員,如法國變成民族國家,又是否還要去到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如果法王路易十四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中完全勝利,而非屈服要簽署1713年的烏得勒支和約,即法國被禁與西班牙合併,西歐又是否真的會繼續分裂?又有甚麼理由去質疑法國西班牙的「百合花王朝」,不能如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或滿清的愛新覺羅皇朝般,變成一個可以過渡到20世紀的大帝國?
因此《中華秩序》一書詳細比較了「中華秩序」與西方世界的差異,這的確解釋了很多「中華帝國」的獨特問題;但很多差異的元素,卻未必會造成後來的巨大的差異,而當中涉及了很多偶然,以及人為的因素。作者嘗試在不提及「民族主義」興起的時間點,常把「中華秩序」,與傳統上所謂的「中國」等同,卻仍忽視了古代沒有「民族」,更沒有「民族國家」,在取材與敘事上或許更方便,卻也容易誤導讀者陷於20世紀華人史學的「中國民族國家」的世界觀——因為後來被滿清帝國所控制,因此就是「中國」的一部份;而不被滿清帝國所統治,同樣被秦始皇立為郡,文化語言差異一如兩廣的越南,就不是「中國」,正忽視了「中華秩序」在邏輯上的矛盾;因此必須強調,任何把「民族主義」的想法套用到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之前,都有錯用「時光機」的危險。
因此西方去理解「中華秩序」,或者認同所謂「中國夢」或「中華復興」的問題時,必須先緊記這是一種源自20世紀創造的一種民族主義新信仰,而非理所當然的「自古以來」。這種「中國夢」的本質,其創造的年代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當道,與早在德國創造「千年帝國」那位奧地利下士希特勒同期的年代。一如其他大帝國——當帝國過度擴張,為周圍的強鄰或地理的阻隔,超越了其能承擔的極限的話,就會受到包圍而崩潰,而所謂「中華秩序」亦相同;當要告別專制與獨裁,就有如歐洲帝國的崩解一樣,裂成更合適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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