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教授似乎對空間政治尤感興趣，他以前亦出版了一部跟中共及空間有關的英文書，同樣講述中共建國初期的政治文化，當中同樣以天安門廣場等建築物為例探討空間政治問題。
所謂的“空間政治”，指的並非是地理變革，或建築物的坐標，而是探討政治的地域布局，再廣義一點看就是政治與地理之間的互動、衝突和影響，從中瞭解中共政權如何利用城市空間和建築物的設計來樹立自己的威信。
作者在書中以天安門廣場及十大建築物包括人民英雄紀念碑、民族文化宮等講述中共政權是如何用建築物作為工具達到政治目的，在書末，作者更從硬崩崩的樓房轉向人，以國慶遊行和北京奧運時火炬傳送的事件，闡述即使一場開開心心的慶祝活動，背後都是離不開政治意味濃厚的色彩。就以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送的路線為例，路線途必須要經過共產黨成立及政治地位建立的地方以確立毛澤東及鄧小平的超然地位。
這本被形容為政治文化史的著作，嘗試用空間的概念來研究。要瞭解“空間政治”這個概念，如作者所言，必須從中國五十年代的歷史、政治的特定環境分析。建國最初的十年是中共最關鍵的時刻。一個新政權建立的首要任務是穩定政局及提出合理的治國方針來贏取民心。在外交上，中共打著“一邊倒”的旗號，向蘇聯學習以贏取莫斯科在外交及經濟上的支持，以抵禦帝國主義國家的圍堵。五十年代初的一系列群眾運動，包括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和五反，目的是消滅國內反對勢力及剷除官僚和經濟上的歪風。一九五三年提出的第一次五年計劃是加快實施斯大林模式、以重工業掛帥的經濟措施來改變中國。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運動，毛澤東已開始力主走自己的道路，發動群眾加速工農業現代化，“自力更生”成了當時最流行的政治口號。
不過，這本書的重要性，不獨陳述北京重要建築物的坐向或活動背後的目的，作者還進一步把不同國家的重要建築物的布局進行比較分析，如法國大革命後，新政府在巴黎等地重新規劃城市空間，大建開放式的廣場來取締座位有高低的圓形露天劇場(amphitheater)，背後展現的概念是人人平等的觀念。蘇聯十月革命後，列寧於一九一八年把首都從沙皇時代的聖彼得堡遷回舊城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也立刻變成了蘇聯共產黨的新權力中心。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遂豎立對共產主義革命有功的偉人雕像，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以宣佈新時代的來臨。
本書的副題是“空間政治”(politics of space)，“政治”一詞指的是中共中央和地方政策的制定、實施、運作和影響。這些政策，要透過黨與政府的不同渠道，例如中共中央宣傳部及國務院文化部等機關來實施，利用公文、宣言、指令，加上官方控制的媒體、群眾運動、印刷品和教科書等方式來傳遞訊息和大肆宣傳。換言之，此處所指的“政治”，是政府透過制度、機關和宣傳工具來實施的政策。
回看香港，香港政府新的行政總部兼立法會較早時在新地點正式啟用，相關的新聞不絶於耳，關心城市規劃及文化藝術發展的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對於新的立法會議事廳的設計甚有保留。她指，立法會由過去的莊嚴變成今天是遊人參觀景點之一；由過去親民的感覺變成今天冷冰冰的距離感，一群議員儼如在孤島裏自說自話。市民旁聽議會的辯論時，既不能直接聽到辯論，即使看現場播送的電視屏幕，亦與實時相差達十秒之久，這令陳淑莊認為“這不是一種讓公眾感到可以參與或可以投入的地方。這跟我們期望有新的地方，望可以對外開放，更加可以接觸到市民的心願，有背道而馳。”
即使大樓的設計以致通道的連接，也令她感到失望，既不能感受到三權即行政、司法與立法的獨立分開外，她現時走的路更要多了一點點。“我們要通過行政機關的胯下才可以到立法會，這是極不能接受。所以，若沒必要，我會乘搭電梯再由地面前赴立法會大樓。”
為民請願的立法會大樓，由昔日滿有的親切感變成今天的冷冰冰，究竟往後的運作又是否如此？還須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