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來，人權保障的成敗得失，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文明高低的重要指標，但與此同時，人權表現不斷被人指責的地方，又反唇相向，指人權觀念源自西方，根本與當地文化格格不入，可見西方國家以至人權組織對他們的連番控訴，若非不了解其國情，便是別有用心。
本書既從歷史發展剖示人權原則的淵源，又通過觀念分析，探討人權與文化的關係。作者在第一部分介紹《世界人權宣言》的草擬過程，從中看到，「非西方」國家包括中國在內，一直有份參與起草工作，其中不少是來自亞洲、非洲、南美洲的小國，它們由於過往受制於殖民統治，人民自由受到剝奪，因此希望通過聯合國的機制，落實宣言，以保障人權。
多個國家參與制訂《世界人權宣言》，從來源上說明，人權被視為普世價值，實基於世界眾多國家的共識。不過，一直以來，不少學者論述人權時，均慣於從西方文化及思想背景尋找根源，結果西方的個人主義、契約論、自然權利等觀念，就成為現代人權原則的唯一理論基礎。
作者認為，以西方思想作為人權的唯一觀念來源，若參照《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經驗，則不僅不符事實，更忽略人權保障的兩個重要因素。其一，《世界人權宣言》包含的權利要求，其根據卻可以因不同文化而異，而不需要「建立在共同思辯觀念的基礎之上」。換言之，人權標準可植根於不同文化，而不同國度表達價值的形式縱有不同，但彼此的差異，並不妨礙大家尋求共識，以表示尊重人的自由和尊嚴。因此，人權觀念可以西方思想尋根溯源，不代表其他文化不可從其思想傳統找到根據，更不等於人權只是舶來品，不適用於西方以外的世界。
其二，人權觀念不僅可以更且需要植根於自己的文化傳統，才顯出其效力。不錯，有論者認為人權的根源是否源於西方，毫不重要，也不影響其正確性，以反駁「人權源於西方因此不適用於其他地方」的議論。但作者指出，人權果如真是舶來品，跟大家的生活境況和價值無關，它對我們又有何重要性？例如，社會若從不認識人權的觀念或從不爭取自由，人權又如何說起？相反，若當地社會有其人道主義的悠久傳統，有爭取自由、對抗暴政的豐富經歷，都可視作人權觀念的淵源。以中國為例，雖然沒有個人權利的觀念，但作者認為「民貴君輕」、「仁政」、「王道」等深入民心的觀念，一面主張統治者須履行基本義務，從而限制其統治方式，又同時肯定人民有免於苛政的自由，變相肯定人民的權利。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人具有理性與良心，彼此應以手足之情彼此相待。」書中說，當年參與草擬宣言的中國代表張彭春，就以儒家的「仁」「義」思想去加以闡釋。作者深信，人權理念可從自己的價值傳統找到理據，這些觀念不僅啟發人心，也不時轉化為力量，在中國歷史上反對暴政、爭取自由的實踐之中，成為抗暴行動的價值依據。可見大家在倡議普世人權之餘，亦要不忘檢視自己的優良傳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