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風暴席捲全港超過200日,警方施放了逾1.6萬枚催淚彈及至少19發實彈,有示威學生中槍昏迷、也有人中槍致盲,受影響的亦有包括第四權監察的記者及人道救援的急救員等,至少6千多人被捕,比全港監獄在囚人數還要多,香港警隊被指濫用暴力、濫權和濫捕,港人亦面臨一場前所未見的人道危機,引起國際高度關注。多位警暴受害者接受本台訪問,控訴警權凌駕法律,亦質疑政府與警隊高層縱容,才導致香港的人權狀況岌岌可危。(覃曉言/劉少風/李智智 報道)
香港人不會忘記過去半年以來,烙印在心裡的警暴傷痕,由6.12金鐘警民大衝突開始,警方在一日內施放了150枚催淚彈,為這場警權風暴揭開序幕,這一天,抗爭者犧牲了第一隻眼……
在拔萃女書院任教通識科的男教師楊子俊,於6.12當天到立法會大樓外參與示威活動,卻在毫無任何攻擊情況下,警方突然向他開槍,其右眼中槍被橡膠子彈打盲。
楊子俊說:那時我與數名市民站在比較前的位置,有一排速龍小隊成員和防暴警察,突然他們在我們毫無攻擊或任何動作的情況下,他們舉起了槍。我是目擊那件黑色物體(橡膠子彈)飛向我,那刻真的完全害怕到不能動彈,但當子彈擊中自己後,我覺得難以置信,為何警察無故開槍?為何中彈的會是我自己?
楊子俊坦言,中槍一刻,他除了擔心自己會否從此喪失視力,亦因為參與這次示威活動,被警方以涉嫌暴動罪拘捕,令他一度惶恐不安。
楊子俊說:那時我不斷問自己,會否因為這次我之後會失明?我除了擔心自己的傷勢外,亦要擔心我原來參加這次示威活動,並非如此簡單,可能還有很多後續法律行動需要處理,當下我的腦海非常混亂,我不知道下一日,或者未來還會有甚麼挑戰需要面對。
楊子俊稱,目前他的右眼已失去視力,特別是中央部分,看東西會呈現灰濛濛一片,而且帶有幻光,右眼須長期佩戴眼罩,對他需要改簿、備課及長時間對著電腦工作,造成影響。但他慶幸出事時,有很多家人和朋友支持,亦有學生來幫助他度過難關。
由6月至今,警方已發射近1.6萬枚催淚彈、1850發海綿彈、近1萬發橡膠子彈、近2000發布袋彈及至少19發實彈,導致數以千人受傷,當中有人中槍致盲,甚至昏迷,更有人懷疑躲避警方射催淚彈而墮樓死亡。香港人更加不會忘記多個難眠的晚上,7.21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8.31太子站事件,以及10.1警方首度開實彈槍傷示威學生等,都令一眾市民傷心落淚。
楊子俊說,最難過是當警察暴力持續升級,看到很多市民因此受傷,更多人因此失去眼睛,甚至生命。
楊子俊說:那一晚我是非常自責的,即指8月11日晚上,知道有市民(爆眼少女)因為警方使用槍械,令到眼睛受傷,甚至最後可能失去視力,我當時非常自責,是否因為我沒有盡快站出來,盡快控訴警方使用暴力,盡快阻止警方使用槍械,導致再有市民受傷呢?
之後,他再於今月初看到監警會的五人國際專家小組,成立不足三個月就宣告請辭,形容對監警會公正調查警方暴行的信心,跌進谷底。為令更多警暴個案早日真相大白,他於9月入稟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推翻速龍小隊毋須展示警員編號的決定,案件將於明年3月正式處理。
楊子俊說:監警會成功控告警方的機會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亦曾徵詢律師意見,其實真的覺得不要浪費時間,甚至反而過程中需要將自己的行蹤,或者其他人的行蹤告知警方。其實監警會並無承諾會否使用這些證據控告任何人,所以我覺得在監警會制度下,對於受害者來說是沒有保障的,而外國專家都馬上割蓆離開監警會,更證明這個機制是非常荒謬。
警暴問題持續,受害者不只限於香港人,印尼籍女記者維比(Veby Mega Indah)的受傷,令香港警暴廣泛引起國際關注。
維比任職記者13年,一直於印尼報道環保新聞,尤是關注當地雨林被企業大規模破壞,原住民群起抗議,令她不乏衝突現場報道的經驗。她在2012年來港,現時是本地印尼媒體《Suara》副編,專門報道勞工權益及移工新聞,只是她萬萬想不到,反修例示威令她在香港變成「戰地記者」,更因採訪「929全球反極權大遊行」期間,疑遭警方槍傷右眼致永久失明。她形容,自己失去不但是一隻眼睛,受襲陰霾更衝擊她的記者生涯。
維比說:我聽到兩聲巨響,「呯!呯!」我看到東西(拋射物)朝向我的右眼。當我一開始被擊中時,我以為人生將會結束。我很驚訝,為甚麼警察要向我們開槍?他們看到我們是記者,我們著有很明顯的反光背心,我們一直站在那裡,在我們之間有四十步。我很多個晚上都在哭,我記得護士一直很驚慌並跟我說,請不要哭,這對你的眼不好,但我不能停止哭泣。我現在還能做甚麼?只有一隻眼,我認為我不能夠再做前線工作,這改變了我的人生。
為尋求真相,維比中槍後,向投訴警察課(CAPO)投訴,並至少17次去信要求當局披露開槍警員姓名,以進行民事訴訟。惟警方一直以「案件仍在調查中」為由,未有實質回應,也沒有確認該警員是否被停職。事隔兩個月,全無回音,她再入稟高院,要求警方披露涉事警員身份,以提出私人訴訟,但至今仍未有回覆,其法援申請也音訊全無。她嘆言,對香港司法制度深感失望。
維比:我現在只想要公義。不只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所有涉事的香港人。我不要他們(警方)道歉,我要他們進行恰當的調查,作為執法人員,做他們應該要做的事。我希望制度能夠改革,令警方的不當行為不再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希望香港能夠恢愎新聞自由。
維比亦強調,警暴肆無忌憚皆因警隊高層包庇所致。
維比:(香港的人權狀況)很差,因為警隊高層正對所有警員傳遞一種訊息,就是他們能夠為所欲為,不需要負責任。
不但是警暴,過去超過200日的反修示威衝突中,警方的大搜捕令人關注濫捕問題。警方在多場示威活動共拘捕超過6,000人,為「六七暴動」以來發生的社會運動中逮捕人數最高,年齡約介乎於11歲至84歲,橫跨多個界別,有四成為學生,另有醫生、急救員、記者、教師和社工等。他們涉及罪名包括參與暴動、非法集結、刑事毀壞、襲警、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藏有攻擊性武器等,但被正式起訴的,只有逾978人被檢控,亦有不少被捕人士成功*「踢保」,包括首位「爆眼」教師楊子俊和浸大學生記者鄧澤旻。
鄧澤旻在11月3日因在太古城中心採訪「和你Shop」活動時,被警方以涉縑「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而拘捕,獲准保釋。其後,他於11月29日成功「踢保」。
鄧澤旻:我真是不知道為何他們要拘捕我,回到警署後才告訴我,是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拘捕我,但我在太古城問了不下十次,他只是說我被拘捕,叫我不要出聲,拘捕了我之後告訴我,大家有情緒,還說整件事到此為止。警察濫捕不是新聞,警方總有理由拘捕我,因為警方說甚麼都是對的,警察覺得他們做甚麼都是對的,因為他們有武力,一定要你屈服。
過去數月,記者屢次於示威活動遭受警暴和被捕消息不斷,包括遭受言語暴力、無故被打、被噴灑胡椒噴劑和中槍等。鄧澤旻質疑,當中原因絕不簡單。
鄧澤旻說:被捕獲釋後,所有相機、攝影器材、記憶卡都是拿不回來,我開始想到一個問題是,拘捕一名記者最值錢的不是他本身個人,記者最值錢不是記者本身而是他拍到甚麼。這些事情只有在極權國家才會見到,原來香港也會見到。
另一冒生命危險站於警察和示威者之間的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總幹事許麗明,同樣無法逃過被捕一劫。她於9月29日以「陣地社工」身分,在金鐘示威進行人道救援工作時,因涉襲警而被拘控,案件審訊中。
許麗明:我不知道為何我當時會被捕,要求見律師,但他們說不會等律師來,律師已經要求了很久,最初他要做的口供,說我是非法集結。後來過了72小時左右,當我返回人間,我看報紙,我的律師引述警方說,我是曾經將一名警察,摔在地上,而且騎着他,我是很驚訝。經過理大事件後,我們知道已有逾50名(社工)被捕,陣地社工有4人(被捕),在理大被捕的人士包括社工,暫時都已成功踢保,所以現在有疑問,警方拘捕了6千多人,我相信快將7千人,其實連起訴(比率)有沒有佔百分之十呢?
許麗明表示,雙手在被捕時被弄傷,導致神經線受損,但身體傷痛不比在警署見到被捕年青人遭受慘況,讓她感到切膚之痛。
許麗明說:警方將我的手拗到後面,用索帶索著我,索著我的過程是綁得很緊,我慢慢感覺雙手冰冷。我相信被綁了大約20分鐘,出現無血液循環的狀況,因此到了現在我雙手仍感到麻痺。其實(羈留)那裡是北角警署停車場,你可以想像地上有多骯髒,我發現有些年青人的頭是滲血,有些腳傷,有年青人的腳上水炮車,當時有胡椒水,腳是腫的,直至我在凌晨四時許上救護車時,仍未有人處理那群年青人受傷的情況,絕對是人道災難。
對於接二連三有急救員、記者和社工被捕,許麗明認為,反映警方有意截斷示威者的支援。她又指出,警方的大規模濫捕已引致嚴重人手不足,和內外部門之間安排混亂,質疑警方公正執法能力。她質疑,現時警方向輔警和其他紀律部隊,要求增援前線防暴人力,但這些增援人員未必具足夠鎮暴能力和判斷,使大批無辜市民被捕,香港人權狀況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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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保」的意思是嫌疑人應警方要求到警署報到後,拒絕再續保,警方如要拘留疑人,便須於拘留最多四十八小時,決定是否落案提出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