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港人組織「新香港文化協會」援助「反送中」流亡港人及發起遊說，助流亡港人重啟新生及喚起加拿大對香港問題的關注。近日，加拿大宣布啟動接納「反送中」示威者難民申請。組織發起人認為是好的開始，但對香港成為「難民之都」感難過，又指不少流亡港人患上創傷後遺症。其中一名組織協助的流亡加國港青是「理大事件」的被捕人士，他向本台親述身上不能磨滅的傷痛、愧疚及與家人離別的遺憾。（文海欣 報道）
加拿大移民和難民委員會難民保護處上月接納一對港人夫婦尋求難民庇護的申請，認為他們屬於公約難民（Convention Refugee），成為首宗因「反送中」事件而在加拿大獲得難民身份的港人。目前仍有近50名流亡港人，正在加拿大申請難民庇護。
有份協助這對夫婦的「新香港文化協會」創辦人之一Veronica、早於1997年前移民加拿大。她在加拿大接受本台電話訪問，透露目前組織向約30名流亡港人提供支援。她說，該對夫婦目前安好，正獨立展開新生活並已找到工作，相信下一步就是入紙申請加拿大永久居民。她認為這對夫婦在離開香港時雖然未被控罪，但仍獲批，顯示國際社會已意識到香港形勢嚴峻。
Veronica說：證明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崩壞，而香港社會是在一個「failed state」的情況下、即政府失效，無能力、無rule of law確保每一個香港人受法治保護。國際社會慢慢認同、意識到香港是沒有完善的法治，有一個公平、公正的聆訊，所以這個是好的開始。
不過對於香港變成「難民之都」，Veronica仍然倍添悲傷。
Veronica說：在海外的香港人，其實經歷過香港的黃金時代。由一個國際社會，淪為「難民之都」是真的很可悲。因為當年香港是一個好多難民例如越南人會走到香港尋求庇護，轉眼間廿幾年過去變成香港人要向國際社會求援，這是很可悲的事。雖然他們能夠在國際社會受到認同被政治迫害，是鼓舞的事——令抗爭者得到庇護。但如果可以選擇，沒有人想香港變成難民之都，我亦相信所有愛香港的香港人不想看到。有誰會想離開自己的家？
Veronica坦言，曾天真相信一國兩制，現在眼見香港愈漸變差，只能盡力為下一代爭取出路。
Veronica說：我們覺得1997年前做得不足夠，我們有欠香港的年青人。雖然沒有人知道，但如果1997前我們爭取多些、奮力反抗，香港的年輕人是不用經歷2019年的風波、傷痛。但是我們當年沒有做到，所以這些是我們欠香港的年青一代。所以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我們都會盡力去幫助香港及香港的抗爭者。曾幾何時我們天真相信有一國兩制，但事實上1997後，看到的就是香港一國兩制是假的、失敗的。令到這班年青人被虐打、被濫捕、被流亡。
她希望告訴正在受難的港人，他們並非孤身一人，海外港人亦會用不同方式守衛香港。
「新香港文化協會」透露，他們支援的流亡港人當中，有不少因經歷了警暴、動盪等巨大衝擊患上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需要時間去克服。
其中一名流亡者Ludwig（化名），去年尾流亡到加拿大，正受協會支援。他是「理大事件」的其中一名被捕人士，在透過越洋電話接受本台專訪時，他表示自己仍在申請加拿大難民資格。
雖然順利來到加拿大，但心靈上的傷痛卻非一時三刻能夠療癒。理大一役，至今在Ludwig腦海揮之不去。
他憶述當時在理大的情況，瀕臨絕望的情緒濃罩整個校園，在沒有糧食、飲用水的情況下，加上幾天沒有睡覺，眾人疲倦不堪。他當時唯一的念頭就只有離開，無奈地卻被警方四面圍封。曾經有人嘗試透過下水道離開，他亦不例外，但當他發現通道口太細後，便放棄這個方法。最後與兩名女生，一起從一個已被剪開的鐵絲網切口逃出，再從火車橋跳下去。不過當他跳下去後，迎來的卻是大批防暴警察。
Ludwig說：本來說數十聲，大家就跑出去。但我緊張到數了兩次十聲，才跑出去。一跑出去，其實都未跑到路中央，四周已經有人對我們呼叫。我再看看周圍，不是四至五名警察，差不多二十名警察兩面走過來，包圍我們。
有人可能會問，為甚麼Ludwig不願意留在香港接受審判、離開香港又是否逃避呢？他直言是因為對現今香港司法不信任。他稱，曾到朋友的聆訊旁聽，親眼見到法官多次打斷及責罵辯護律師，但當控方律師發言時，法官不但沒有打斷，更面露微笑鼓勵其發言，最終他的朋友被判監。就此，令他相信香港並無司法公正。他認為理大事件影響如此大，相信即使當局未能控告他暴動罪成，亦能引用其他罪名控告他。
對於加拿大亦開始接納港人抗爭者以難民身份尋求庇護，Ludwig認為這是加拿大實際的貢獻，保障流亡港人的安全。雖然在加拿大的制度下，申請難民者無須入住難民營、遞交申請表後就可以工作、讀書並享有免費健康保險等福利，不過對Ludwig而言，要重新來過並不容易。「自由」背後是不能磨滅的傷痛及愧疚。
Ludwig說他最放不下是家人。還記得，離開那天他跟父母說「我朋友想與我去一次長期旅行，翌日便要出發了。」父母頓時明白到，這一趟「旅行」，可能會讓一家人永遠分開。
30多歲正正是事業起飛的時候，但Ludwig就拋下一切，遠走他鄉，一切由零開始。對他來說，最大的困難，是一些惡意的批評。
Ludwig說：他們很喜歡說，我們的目的是「真好，可以用難民身份移民」。我看到這些指責，其實只能「得啖笑」（樂一樂）。你以為難民很易做嗎？大哥，我不能返回香港。其實一生也在香港（生活），即使在這場抗爭，因為你在香港的既有圈子，其實生活也尚算平穩。之後你一過到來，所有東西也沒有了，我覺得這些難處沒有甚麼人知道。
流亡到加拿大後，Ludwig的腳步並沒有停下來。他指，作為香港人，要繼續在當地宣揚他們的理念。他運用自己的設計經驗，在協會設計了「香港保衛戰」系列T-shirt。扣除成本，一半收益將會用作支援海外手足，其餘用作支持「星火同盟」及國際戰線之用。而創作意念，則與1941年「香港保衛戰」有關。他指當時加拿大到港增援，犧牲了不少士兵。而現在的香港與當時的香港情況相同，被侵略（意指被中國侵略）。他說期望，有一天仍能重回香港，但前題是港共政權已經不存在。
除了支援流亡港人，「新香港文化協會」亦曾組織到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外遊行、集會等，讓加國人了解香港發生的事。他們亦與不同議員進行遊說工作，包括與保守黨黨魁奧圖爾（Erin O'Toole）、保守黨眾議院議員Garnett Genuis等會面，奧圖爾當時亦向他們承諾，當選後會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 亦主動關注在加流亡手足生活。而未來香港自治會作為他們遊說工作的重點，亦就制裁訂下工作目標，包括要求加拿大政府下令關閉所有孔子學院、凍結香港及中國官員或其家屬在加拿大的資產及賦予加拿大入境處有權要求中國旅客留學生或移民入境時交出三年內社交媒體紀錄，以便查核是否與中共有聯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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