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為謀收益 計生政策暗裡延續

2018-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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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0日,仁壽縣最新下發的社會撫養費徵收標準(左),顯示超生罰款依然在繼續。浙江計劃生育管理部門(右),是社會撫養費徵收的大戶。(媒體人提供、原浙江衛計委官網,攝於2014年1月)
2018年3月20日,仁壽縣最新下發的社會撫養費徵收標準(左),顯示超生罰款依然在繼續。浙江計劃生育管理部門(右),是社會撫養費徵收的大戶。(媒體人提供、原浙江衛計委官網,攝於2014年1月)

 

大陸推行了30多年的計生政策無疾而終超過兩年,原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周二(27日)亦正式在部級機構名單中消失,新成立的機構也刪除了計生的字眼。但最新曝光的證據顯示,地方政府仍在貫徹執行這個長久以來為人詬病的政策。(黃小山 / 程文 報道)

 

根據國務院機構改革計劃,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周二(27日)正式被取消,工作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接替。在新機構名稱中,再沒有計劃生育的字眼。

官媒新華社報道,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出席了新機構成立的揭幕儀式,並參加隨後舉行了工作座談會。引人注目的是,官媒報道孫春蘭的講話中,沒有提及曾經一度被稱為國策的“計劃生育”。

多位媒體人士認為,即使已開放了二孩政策,但並未能有效鼓勵民眾生育。2017年的人口出生率僅為12.43%,遠低於官方的預期。這可能也是加速計劃生育被逐出行政管制體系的原因。

四川省仁壽縣近期揭露的計生罰款徵收標準顯示,即使計生計劃已在官方的重要政策中消失,但龐大的計生體系依然在運行。

據這份本月20日由該縣“衛生與計劃生育局”發給鄉鎮計生辦的檔案顯示,這個依然屬於貧困範疇的縣,要求徵收的超生罰款基數,分別是城鎮人口30,272元及農村人口的13,723元。

按照四川的計生條例,計劃外生育的罰款,是基數的6到8倍。也就是說,一個城鎮戶口的計劃外生育,將承受的罰款最低也超過18萬多元。農村戶口也達8萬2千多元。

為此,本台記者致電成都市衛計委,瞭解機構改革之後的計生管制現狀。該機構一位人士稱,新的衛生與健康委員會並沒有取消原計生的內容,而是將其工作內容併入了新機構。並且原《計劃生育管理條例》和各省的“計生條例”也並沒有廢除或修改,因此,計劃外生育依然在被管制的範疇。

成都市衛計委︰那個機構改革,它的名字叫衛生健康委員會,但是它裏邊仍然還有一項計劃生育的管理和服務的職責在裏邊。《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各省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仍然在。條例在修改之前仍然是有效的。生第三個孩子不符合條件的肯定就還有社會撫養費的徵收啊。根據那個當事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這個為基數,乘相應的倍數。流動人口他既可以在戶籍地,也可以在現居住地之間,他可以相互的協商。原則上,誰先發現的誰去處理。

該機構一位負責該項工作的女士亦解釋,目前四川的徵收標準,是根據上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到8倍。儘管已經放開了二孩政策,但因為原來的條例並沒有修改,因此,計劃外的三胎,就按原來三胎的徵收標準執行。

她說︰它是按照上一年的那個人均可支配收入來徵收的。上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那個是統計局它有一個統一的數額,如果是農村人口的話,是以農村的那個純收入來徵收的。三胎原來是6到8倍。我們四川的那個條例沒有修改,放開二孩的話生第三個的話,應該說還是這個標準吧。

在回答低出生率和高額罰款之間的矛盾時,該計生工作人士稱,那屬於國家層面考慮的問題,他們無法回答,並且目前他們也沒有聽說會取消計生政策。

她說︰出生率很低,這個就是國家層面的安排了,因為國家、省上有立法權,成都市都沒有。你要我們來回答這個問題就比較困難。下一步會不會說這個話,現在也不知道。

浙江居民王女士對本台表示,相比落後地區,浙江這樣的沿海發達地區,對計劃外生育徵收的社會撫養費則更高。但在實際保障上,則無從談起。即使是計劃內生育孩子入學,都有很多困難。這也導致很多有錢人直接選擇將孩子生在美國等發達國家。

王女士︰這邊整體教育環境也跟不上啊,幼稚園這麼難進,小學又這麼難進。很多地方都是學生都送不進去。上個學還要這邊送錢那邊送錢的。沒有准生證的話那你戶口也沒有,國內本來就是這樣的狀況。稍微有點錢的,像他們上海啊、北京啊,現在很多人不是都去美國生的。

而浙江一位體制內人士陳先生則告訴記者,計生政策到現在就是在瞎搞。其背後有個地方政府巨額的利益訴求。地方財政兩大來源就是稅收和各種收費,其中,計生罰款數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陳先生說︰是在執行,我也瞭解到是在執行。根據地區和城市的類別,一個指標數執行吧。你知道的現在人口嚴重不足嘛。不足是中央政府考慮的事情,這個收費是地方上面它自己的切身利益啊。我們的地方財政是由稅跟費兩方面組成的,因為這個撫養費它是歸地方財政的。如果你能拿到精確數字的話,這個也是蠻恐怖的一個數字。反正現在千說萬說,政府是只認錢的,不認命的。它如果財政轉不起來了,那對它來說就不是錢的問題了。

陳先生還稱,計生還催生了很大的腐敗空間,其中限制戶口等手段,對有一定職權的官員也沒有約束力。也讓很多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人都選擇在國外產子。其中,歐洲、北美、甚至香港是他們的首選。

陳先生說︰據我所瞭解,我們浙江杭州、寧波、溫州這些代表性的城市,只要有能力的,他都想辦法把小孩生到香港、加拿大、美國這些國家。在我們沿海地區啊,比較大比例的,內陸地區我沒有發言權。官員考慮的就是婚外(生育)的事情嘛,要解決這個傳宗接代的問題的話,他會優先考慮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這些問題對有的人來說不是問題。從理論意義上來說法律好像都是比較嚴謹的,但官員在我們這個社會,靈活性是大於原則性的。權力尋租的問題。

陳先生還認為,即使已經證明這是一個臭名昭著,並且十分失敗的政策,但計生政策到目前依然是一個政治問題,官方也只能選擇避而不談。因為如果公開討論,甚至是立即宣布廢除該政策,都會引發關於責任的追問。而這一點政府是不願意面對的。

本台記者致電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但該機構拒絕回應。而該機構保留的三個涉計劃生育的部門,也沒有回應本台的採訪請求。

1980年,中國全面實施一胎政策,對國民的生育進行嚴厲管控,並因嚴重的暴力事件和大規模殺害嬰兒、特別是女嬰而備受國際社會譴責。

2015年10月,隨著出生率持續走低,人口結構嚴重失衡,官方宣布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但對生育的管控依然在延續。其中,徵收高額的社會撫養費(超生罰款)是管控的主要手段。據官媒2014年報道,自1980年以來,全國徵收計生社會撫養費超過1.5萬億元,當時每年大約為2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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