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中港多个团体指中国人权倒退

中港9个民间团体将于10月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8月25日，他们联合在香港举行论坛。图为参加论坛的浸会大学新闻系客席高级讲师吕秉权（左）和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委员潘嘉伟（右）。（粤语部刘云拍摄）

 

中港9个民间团体将于10月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届时会审议中国的人权状况，他们除了到时会陈述中国人权倒退的现况外，周日率先在港举行论坛，周四再到中联办抗议。不过，被外界一直认为人权状况恶劣的中国，正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刘云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部份成员明年将进行换届，亚太区将有5个空缺，本台获悉，中国政府已瞄准机会，向联合国大会表明角逐2014﹣2016年度人权理事会成员。由中港9个民间团体组成的关注中国人权联席部份成员除下月2日，出席联合国专设予民间团体陈述中国人权的状况外，在刚过去的周日更举行论坛，一致认为中国人权倒退，更对中国签了15年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直没有确认推行，表示遗憾。

9个民间团体包括法律、劳工、宗教、新闻、公共卫生及民主发展。有部份团体承认，在劳工、法律及艾滋病患者方面，有法例的修订及设立，及新的措施援助。可是，各代表均指一切流于表面，现实推行时，却是南辕北彻，彼此都不获法律保障。

临时被国保劝阻出席在香港举行论坛的维权律师滕彪谓，公众在法律方面最大的关注点是司法独立。他指，直至目前为止，中国司法独立没任何进展，弱势社群没有法律保护，很多律师更被取销或限制执业，更有律师经常受到骚扰及殴打。

动国际媒体关注的重庆市前党委书记薄熙来刑事审讯案，官方创先河透过微博选择性公报审讯程序，但是，已被官方永远取销执业资格的滕彪却认为，是一场戏。
滕彪说﹕是一个政治表演，真正决定这案件的是法庭的背后。从公开透明的角度来讲，也谈不上。虽然，有100多人旁听，但是，外国记者没有被容许进入，还有一些关注这案件的人士被捉走。

今年初，公安局局长孟建柱宣布停止劳动教养制度，但滕彪指，原来中央期后改口风说为改革，而现实出现非司法禁制的“黑监狱”、强制法治教育中心等，都具有劳教制度的精神。

根据《人权公约》第７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并未能够在中国境内全面推行。专程到港亲述妻子96年因车祸做手术，因而感染艾滋病，最终病发导致右眼失明兼患有丙型肝炎的李先生指，曾入禀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追究责任，案件不获法院受理。
李先生说﹕法院说作出裁决的庭长病了，再等数天后，又说合议庭不够人数故不能开庭，然后再著我们等，最后，法院不受理我们的起诉，我们向漯河市中级法院上诉，最终不受理原因是艾滋病属民政救助类，不属于法律管理，即民政社会救助类，不属法律管理的途径。就这样驳回我们的上诉。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指法院的判决，毫无法律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病人是可取得赔偿。他指，现时只有河南省坚决拒絶不予艾滋病患者立案，他相信背后有众多原因，包括病人众多，兼且政府有不能推卸的责任，因为当年是政府组织人民进行卖血活动。

中国政府最近推出免费予艾滋病患者药物治疗的措施，万延海指，原来不是全部病患者均可受惠﹔若患者并发出丙肝或乙肝时，他们更不获分毫医疗补助。另外，根据法例母婴传染或因艾滋病而变成孤儿，可获政府给予金钱援助，不过，万延海指听这些援助被贪污了。
万延海说﹕河南省民政厅有官员把给艾滋病人的钱贪掉。

病患者未能获得法律济助及适当的医疗照顾，宗教界更是苦不堪言。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委员潘嘉伟指，由于中国的宗教政策，导致教会被分裂为公开与地下两种，教徒的人身及结社自由更被剥夺。他指，自90年代起，已有众多神父或神职人员被失踪，当中更有2名年纪老迈的神父。本月15日前，再有多4名神父被国保带走关柙，其中1名神父更被视为法轮功学员看待。
潘嘉伟说﹕田建民神父被关柙在宝定的法轮功转化中心，但是，他是天主教神父，却不知为何被关柙在法轮功的转化中心。这是十分离谱的事情。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干事柯先生强调说，信奉藏传佛教的西藏人民较天主教徒更痛若。
柯先生说﹕我觉得西藏人更加痛苦，他们有些人被外界感觉为好激进，政府亦好成功在国际上边沿化他们。

中国神职人员要承受精神及肉体痛苦，中国的新闻界亦同样要面对重大精神压力。浸会大学新闻系客席高级讲师吕秉权指，中国官方今年对香港传媒作出的威吓，前所未有。
吕秉权说﹕（六四24周年前）多间香港传媒被中国境内的公安找上门，带走记者约谈，事前警告记者的采访工作不可有“个人动作”，对没经验的记者就讲了一些具有恫吓的言词，使他不敢做。

中国境内的记者更随时被官方指控煽动罪名。吕秉权指，1名大陆记者透过微信通知同业一起群体事件的采访项目后被国保约谈。
吕秉权说﹕记者通报后便被国保带走约谈，问他“是否煽动社会不稳定的消息”？这些线索其实是记者工作上的需要，但是，他们会觉得记者成为煽动或散播扰乱公安，社会秩序的成因。这是很危险的。

吕秉权相信，因为六四25周年、香港反占中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紧锁意识，记者明年将要面对更险峻的工作环境。

国际记者联会更指出，中国记者被迫辞职与殴打，外国记者被袭击或指骂为“外国间谍”的个案，在过去数年间都有上升趋势。

在劳工界方面，相对中国政府明显推出不少保障工人的措施，赢得劳工团体的认可。可是，团体认为落实推行时却是面目全非。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陈敬慈指，因为涉及体制改革，中国的劳工问题处于樽颈位。

他更认得，中央曾讨论如何厘订工资的条例，广东省2010年亦曾讨论，但是，遭到党内外众多反对声音，最终没有推行。
陈敬慈说﹕他们担心若集体谈判真的可以在工厂慢慢推动，工会的组织权便会松，虽然，这集体谈判权没有讲独立工会，若工人在工厂里透过集体谈判跟工厂谈工资等事，自由工会、独立工会的初形就会慢慢实行。这正是他们最担心的。

国际工会联合会香港联络处主任黄静文谓，地方政府为保经济增长及维稳思维都是导致劳工权益被剥削的原因。中国劳动透视干事陈先生更发现，患有职业病的工人难于取得防治院的医疗诊断，因为背后有可能出现“厂医”勾结。陈先生忆述１名患有白血病的中集集团工友个案。

他（该工人）无意间发现（防治院）中的送礼名单中，有送予职业病防治院，也有当地的劳工部门。他事后提著这礼单再到职业病防治院理论时，他的病很快便诊断得到。

陈先生相信，中国现时有超过100万名以上的工人有职业病。所以，他下月前赴联合国时，希望令中国政府关注有关问题。

不过，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对是次民间团体的游说工作，未抱有厚望，因为翻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次审议中国人权状况时，中国有策略地避过批评，除不断支持自己的国家发言，同时间，答应相对简单的建议。

香港支联会要求中国1年内便要确认15年前签署，但是，却一直没有实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要求中国政府确认联合国的酷刑委员会2008年11月就八九民运作出的建议，展开全面调查，追究屠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