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9個民間團體將於10月出席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屆時會審議中國的人權狀況,他們除了到時會陳述中國人權倒退的現況外,周日率先在港舉行論壇,周四再到中聯辦抗議。不過,被外界一直認為人權狀況惡劣的中國,正積極爭取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劉雲報道)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部份成員明年將進行換屆,亞太區將有5個空缺,本台獲悉,中國政府已瞄準機會,向聯合國大會表明角逐2014﹣2016年度人權理事會成員。由中港9個民間團體組成的關注中國人權聯席部份成員除下月2日,出席聯合國專設予民間團體陳述中國人權的狀況外,在剛過去的周日更舉行論壇,一致認為中國人權倒退,更對中國簽了15年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直沒有確認推行,表示遺憾。
9個民間團體包括法律、勞工、宗教、新聞、公共衛生及民主發展。有部份團體承認,在勞工、法律及艾滋病患者方面,有法例的修訂及設立,及新的措施援助。可是,各代表均指一切流於表面,現實推行時,卻是南轅北徹,彼此都不獲法律保障。
臨時被國保勸阻出席在香港舉行論壇的維權律師滕彪謂,公眾在法律方面最大的關注點是司法獨立。他指,直至目前為止,中國司法獨立沒任何進展,弱勢社群沒有法律保護,很多律師更被取銷或限制執業,更有律師經常受到騷擾及毆打。
動國際媒體關注的重慶市前黨委書記薄熙來刑事審訊案,官方創先河透過微博選擇性公報審訊程序,但是,已被官方永遠取銷執業資格的滕彪卻認為,是一場戲。
滕彪說﹕是一個政治表演,真正決定這案件的是法庭的背後。從公開透明的角度來講,也談不上。雖然,有100多人旁聽,但是,外國記者沒有被容許進入,還有一些關注這案件的人士被捉走。
今年初,公安局局長孟建柱宣布停止勞動教養制度,但滕彪指,原來中央期後改口風說為改革,而現實出現非司法禁制的"黑監獄"、強制法治教育中心等,都具有勞教制度的精神。
根據《人權公約》第7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並未能夠在中國境內全面推行。專程到港親述妻子96年因車禍做手術,因而感染艾滋病,最終病發導致右眼失明兼患有丙型肝炎的李先生指,曾入稟河南省舞陽縣人民法院提出訴訟,追究責任,案件不獲法院受理。
李先生說﹕法院說作出裁決的庭長病了,再等數天後,又說合議庭不夠人數故不能開庭,然後再著我們等,最後,法院不受理我們的起訴,我們向漯河市中級法院上訴,最終不受理原因是艾滋病屬民政救助類,不屬於法律管理,即民政社會救助類,不屬法律管理的途徑。就這樣駁回我們的上訴。
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所長萬延海指法院的判決,毫無法律依據,相關法律規定病人是可取得賠償。他指,現時只有河南省堅決拒絶不予艾滋病患者立案,他相信背後有眾多原因,包括病人眾多,兼且政府有不能推卸的責任,因為當年是政府組織人民進行賣血活動。
中國政府最近推出免費予艾滋病患者藥物治療的措施,萬延海指,原來不是全部病患者均可受惠﹔若患者併發出丙肝或乙肝時,他們更不獲分毫醫療補助。另外,根據法例母嬰傳染或因艾滋病而變成孤兒,可獲政府給予金錢援助,不過,萬延海指聽這些援助被貪污了。
萬延海說﹕河南省民政廳有官員把給艾滋病人的錢貪掉。
病患者未能獲得法律濟助及適當的醫療照顧,宗教界更是苦不堪言。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委員潘嘉偉指,由於中國的宗教政策,導致教會被分裂為公開與地下两種,教徒的人身及結社自由更被剝奪。他指,自90年代起,已有眾多神父或神職人員被失踪,當中更有2名年紀老邁的神父。本月15日前,再有多4名神父被國保帶走關柙,其中1名神父更被視為法輪功學員看待。
潘嘉偉說﹕田建民神父被關柙在寶定的法輪功轉化中心,但是,他是天主教神父,卻不知為何被關柙在法輪功的轉化中心。這是十分離譜的事情。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柯先生強調說,信奉藏傳佛教的西藏人民較天主教徒更痛若。
柯先生說﹕我覺得西藏人更加痛苦,他們有些人被外界感覺為好激進,政府亦好成功在國際上邊沿化他們。
中國神職人員要承受精神及肉體痛苦,中國的新聞界亦同樣要面對重大精神壓力。浸會大學新聞系客席高級講師呂秉權指,中國官方今年對香港傳媒作出的威嚇,前所未有。
呂秉權說﹕(六四24週年前)多間香港傳媒被中國境內的公安找上門,帶走記者約談,事前警告記者的採訪工作不可有"個人動作",對沒經驗的記者就講了一些具有恫嚇的言詞,使他不敢做。
中國境內的記者更隨時被官方指控煽動罪名。呂秉權指,1名大陸記者透過微信通知同業一起群體事件的採訪項目後被國保約談。
呂秉權說﹕記者通報後便被國保帶走約談,問他"是否煽動社會不穩定的消息"?這些線索其實是記者工作上的需要,但是,他們會覺得記者成為煽動或散播擾亂公安,社會秩序的成因。這是很危險的。
呂秉權相信,因為六四25周年、香港反佔中及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緊鎖意識,記者明年將要面對更險峻的工作環境。
國際記者聯會更指出,中國記者被迫辭職與毆打,外國記者被襲擊或指罵為"外國間諜"的個案,在過去數年間都有上升趨勢。
在勞工界方面,相對中國政府明顯推出不少保障工人的措施,贏得勞工團體的認可。可是,團體認為落實推行時卻是面目全非。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陳敬慈指,因為涉及體制改革,中國的勞工問題處於樽頸位。
他更認得,中央曾討論如何釐訂工資的條例,廣東省2010年亦曾討論,但是,遭到黨內外眾多反對聲音,最終沒有推行。
陳敬慈說﹕他們担心若集體談判真的可以在工廠慢慢推動,工會的組織權便會鬆,雖然,這集體談判權沒有講獨立工會,若工人在工廠裏透過集體談判跟工廠談工資等事,自由工會、獨立工會的初形就會慢慢實行。這正是他們最担心的。
國際工會聯合會香港聯絡處主任黃靜文謂,地方政府為保經濟增長及維穩思維都是導致勞工權益被剝削的原因。中國勞動透視幹事陳先生更發現,患有職業病的工人難於取得防治院的醫療診斷,因為背後有可能出現"廠醫"勾結。陳先生憶述1名患有白血病的中集集團工友個案。
他(該工人)無意間發現(防治院)中的送禮名單中,有送予職業病防治院,也有當地的勞工部門。他事後提著這禮單再到職業病防治院理論時,他的病很快便診斷得到。
陳先生相信,中國現時有超過100萬名以上的工人有職業病。所以,他下月前赴聯合國時,希望令中國政府關注有關問題。
不過,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對是次民間團體的遊說工作,未抱有厚望,因為翻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次審議中國人權狀況時,中國有策略地避過批評,除不斷支持自己的國家發言,同時間,答應相對簡單的建議。
香港支聯會要求中國1年內便要確認15年前簽署,但是,卻一直沒有實行'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要求中國政府確認聯合國的酷刑委員會2008年11月就八九民運作出的建議,展開全面調查,追究屠城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