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学生团体酝酿激烈行动争普选

香港政府已向中央提交政制改革的首轮谘询报告，曾发起“占中”预演的学生团体对报告感到失望。学联扬言倘若人大常委的回应不能接受，不排除发动罢课、罢工及罢市等激烈行动。有大学生表示无惧留有“案底”，不过，曾参加社运被控的学长却再三叮嘱，留有“案底”可能会尽毁前程。（刘云报道）

香港政府周二启动政制改革五部曲的首阶段工作，将首轮的谘询结果提交中国人大常委会考虑。“和平占中”发起人对人大的决定表示关注，倘若漠视早前70万市民投票支持“真普选”的诉求，他们不排除发起占领中环，而民阵、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及以中学生为主的学民思潮亦表示，已准备就绪参与行动，无惧警方的检控。

修读政治与法律的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梁丽帼承认，家人对其参与社会运动并不赞同，但是，家人并无行动阻止。她解释，自己选择参与社会运动不是一时冲动所致。

梁丽帼：白皮书及新界东北对（自己）内心造成很大冲击，该刹那很震惊，竟会发生这事。

她说，目睹香港近期频频出现很多不符合程序、公义的事，在她心目中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可是，却荡然无存；再者，政制发展并没有如期待般向前发展，相反，却是往后倒退，遂触发她参与社会运动。

翻看历史，她发现每个年代都有年青人就社会关心的议题表达意见。她更相信，这些不公义的事若没有任何改善的时候，自己并不会轻易接受。即使大学毕业后，有可能因参与占中，导致自己可能未能取得专业的执业律师资格，但梁丽帼觉得仍是要做。

梁丽帼：再这样下去，我看不见做一名法律专业人士会有任何的好处。今天选择了沉默，到将来可能，即使给我做了一名律师，我可能跟内地的维权律师没分别，做他们现在做的事，才可守护一些价值。既是这样，为何我选择今天不发声？

她觉得，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衡量一些事。在她心中，现时的关键是香港的公民抗命行动可能会带来一些结果，她觉得去放弃一些东西是值得的。

梁丽帼：我无理由哑忍眼前一些不公义的事，我相信的是，我希望我身边的人活得开心，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我知道今天不站起来反抗，其实，会有一群人受苦。

修读法律的她早已就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后果作出考量，且作了最坏的心理准备，故不认为自己会为此而感到后悔。她指，其他学联成员都有对可能出现的后果作出思量，不过，即使在七．一遮打花园集会上，被警方拘捕甚至有被检控的学联常委，仍表示会继续参与抗争行动。

今年七．一游行后，香港警方罕有地拘捕组织团体民阵的召集人，甚至司仪及司机共5人，以不同的罪名追究他们；同日深夜，再向没有申请集会的学联追究法律责任，除于当日凌晨展开大规模拘捕行动，逮捕了511名学生、市民、议员、牧师等示威者外，再从当中挑选了25人提出指控，其中约10人是学联的活跃成员。民阵警权关注组召集人王浩贤除抨击香港警方滥用警权及不必要使用武力外，他更指警方近年间有一个新的趋势，专门选择性地针对组织者提出检控。

王浩贤：这选择性中明显带有政治目的，将行动中的领袖，将组织行动的人士施压，使他们面对组织行动时面对更高的成本。

七．一深夜时份，被指派在示威者集结范围以外负责与外联络的梁丽帼，亲眼目睹香港警方的拘捕过程，她既感愤怒又不开心，她亦同样察觉到，警方似刻意把示威者中属学联成员的人士划分出来，她估计是因为警方觉得学生走得很前，要对学生做出一些杀一儆百的行为。

曾出任学联秘书长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李耀基即使身在澳洲，同样察觉到香港警方似有特别针对学生的趋势。

李耀基： 学生运动、学生会或学生组织都是泛民主派的摇篮。因此，他们对任何活跃的学生都会特别担心，忧虑若给他们一个生存的空间或发挥影响力，日后或会成为民主派的主要力量威胁中央，甚至令他们很想消灭的民主派得以延续。

学联“师兄”的李耀基感觉到，中央以致特区政府似乎都对年青一代产生一种恐惧感，尤其是香港近年间的社运是由青年人发起，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同样是由青年人策动，两岸三地的年青人又互相影响，故在七．一前，便出现拒絶台湾大学生陈为廷入境香港的事情。李耀基估计中央政府甚为担心，因而是次七．一拘捕人群中以年青人为主，欲达致杀鸡儆猴的效果，给香港年青一代造成心理上的威胁。

不过，他觉得今天的年青人不会因此而感到畏惧，他们亦不是因为一时冲动而参与运动，更不会有羊群效应，尤其是九零后的年青人极有自己的思想一套。他觉得，他们参与社运是因为现时的政治及经济结构令他们越来越感到无力，大多数青年人处于低下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政治上又不能发声，又无法影响政策的决定，因而令他们投身抗争行列。但是，同样是过来人的李耀基却认为，年青一代必须要审慎考虑自己的未来。

李耀基： 学生领袖有的政治条件，日后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若现在那么快为自己走的路那么早便定调，他们需要想清楚日后的后果，尤其是留有案底时会否有影响？一定有影响。

在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政治与行政学系时，李耀基已参与学联组织的社会运动，亦曾被警方拘捕起诉。不过，警方起诉非法集会的控罪，经法庭聆讯后始终未能入罪。但是， 2010年5月29日，他却因食环署控告他未有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就展示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时申请娱乐牌照而被定罪罚款，留有案底。

他说，案底给他带来一个影响，便是往海外深造时会遇到阻力。不过，他同样强调，这些阻力不一定出现，还要看个人的际遇，涉及的案情是什么，当中有否涉及诚信和暴力。此外，就是选取未来的职业等。

李耀基： 不过，是否应因为日后的前途完全抹煞抗争的可能性，我又觉得未至如此。但是，学生领袖要想得很清楚。

他更觉得，由于香港警方近年间的处理态度似有不同，执行职务时带有政治任务的色彩，故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不能纯粹用年青人的牺牲来换取民主，相反，要去保护年青人，让日后若真正出现民主化时，他们能继续贡献社会。他且预计香港警方的拘捕或律政司的检控将会陆续出现。李耀基又会否后悔当初参与社运而留有案底？

李耀基： 没有。我觉得经历是比较重要，同时，你也很难去评估每一个阶段自己想要的东西，即使我曾讲年青人对前途的考量较少，这事实上是那阶段时，他们要求的东西有不同，价值观不同，故难用成年人的价值观套用在他们身上。

属学联“老鬼”的蔡耀昌跟李耀基差不多，同样因为参加社运而留有案底。他记得，那个案底是92年六四集会后，有约200人在旧新华社门前试图冲击遂引来警方检控。

遭警方拘捕约10次的他回想年青的时候，跟现在的大学生参与社会运动时的诉求差不多，同样有公民抗命的信念。但是，他认为年青人参与一些被视为违法又或公民抗命的活动时，必须要深思熟虑，免于自己日后感到后悔。

他强调，自己当初参与社运时已有心理准备，故没因过去所做的而感到后悔，他的工作取向亦没因案底而造成影响，更知道，即使法律界也有律师是有“案底”之人，故不一定有“案底”就絶对不能执业。但是，他说“案底”会是一个阻碍。

他认为，“案底”会否影响自己端视乎当事人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他毕业后一直从事社会政策议题的工作，故并未因“案底”而造成影响，相反，他的工作取向明显是学生年代参与社运所奠定的。

蔡耀昌： 我的情况是十分清晰，我相信由学生年代开始，到做大专生，参加学生会的工作，其实建立了一个对我觉得要怎样去改革社会的信念及投入。

他觉得，即使现在的工作及岗位，仍跟学生年代的信念目标一致，但是，由于现时的政治氛围跟过去并不一样，蔡耀昌认为现时的学生被检控的风险较过去更大，因而每名大学生都要清楚个中意义及对个人的影响。李耀基更认为，现在正是看中央及特区政府采取怎样的态度看待这群年青人。二人强调，无论任何年代，都一定有人会因为他们的理想及公义而去抗争，永远存在。

香港各大专院校的校长先后就七.一集会后有学生被警方拘捕的事表达关注，他们虽没有明言赞成学生的行动，但是，香港大学、中大及浸会的校长，都先后主动跟学生会联络，港大更派遣2名职员往警署协助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