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暴力拆迁愈演愈烈

上月21日，六声刺耳的枪响划过辽宁盘锦市二十里村的长空，村民王树杰倒在了他生活了36年的自家农地上没有再苏醒。身旁，他受了伤的大哥及年迈的父母的鲜血将这片土地染成鲜红。对他们开枪的是当地派出所的警员。

本台在事发当晚率先对情况进行披露。据了解，事件起因是当地政府强占王家的土地，王家报警得不到回应，于是一家拼死进行抵抗，最后警员将枪口指向反抗者。惨剧酿成后，当局即有效率地包围了第一现场，并从赶到的群众中将死者尸体抢走，同时对遇难者亲属进行严密监控。

在本台的报道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后，当局很快采取了舆论监控。网上有关这则消息的网帖遭到大清洗，同时“五毛贴”排山倒海出现在微博上。中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副主任袁裕来很快在微博上证实，有人出钱删贴。

由于事件存在太多疑点，维权律师伍雷和周立新两日后从北京驱车前往盘锦欲了解真相。结果发现王家已被政府人员团团包围，另外对全村也实施了维稳。有附近的人对律师讲，一批事件的目击者和知情人已经相继被扣留，村民变得人人自危不敢对外说出真相。而律师的行踪也很快还受到相关人员注意。在律师被警告即时离开的同时，他们也得悉，正赶往现场的外地记者被下令折回。

另一方面，官方很快将事件定性为村民暴力妨碍公安执行公务事件。根据当地市政法委和检察院组成的调查组对新华社记者提出的说法，原来警员才是弱势群体。调查组说，王家不满足拆迁赔偿要求，当施工人员到现场进行拆迁时，遭到王氏一家四口阻挠。

两名民警接报后随即赶到现场，其中警员张研被泼洒汽油，同时受到斧头、镰刀袭击，警方在多次口头警告、对凶徒喷射胡椒喷剂及连环鸣枪示警无效后，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对王树杰开了一枪，一粒子弹穿过王树杰的心肝脾，最后是在120急救中心确认死亡。盘锦官方指，王树杰暴力抗法属实，民警正常执行公务活动，使用枪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虽然官方已经对事件有了结论，但外界普遍对官方说辞持有质疑态度。对于官方的调查报告，广西防城的强拆户冯先生说：“我不相信，因为我经历过。我们村的人没有打他们，他们就所告我们妨碍公务罪，他们开了枪，四个中枪的，一个中十一颗子弹，一个中九颗。”

冯先生说，他们村的强拆发生在2010年，当地官商勾结，借口征地一百亩，向村民支付了微薄的补偿金，实际上占地逾千亩，村民不甘，向包围他们的官员特警提出微言，随即被捉捕、殴打、乱枪扫射。当时的情况教年迈的冯先生现在还心有馀悸，他说，官员征地比“鬼子入村”还要恐怖，一边说他一边忍不住落泪。

冯先生：“政府派了公安、特警，就来封锁，团团围住了，出去也不得、进来也不得。就拿那个广播来，说‘你们马上撤走，不走开的话马上捉人。’我们村里面的人就说，我们又没有犯法，我站在我的土地上，他们就马上下来捉人，我们村里的人见到那些人都被捉了，就跑过来，他们马上就开枪了，开了枪又开了烟雾弹。（把村民）全部都打伤了。我想跑，但是公安干警追著我打，后来又把催泪弹对准我，那时候整个人都晕、软了。打了以后又不给我们去医院，怕我们去上访。”

其实，就在盘锦开枪案发生的同一个礼拜内，国内其它省市还发生了另外两起暴力征地事件。其中湖南长沙一宗被称为“浙江钱云会案”的翻版。9月16日，湖南长沙强拆户何志华因征地问题而被官方用压泥车活活当场压死。而21日发生在湖北随县征地事件中，护地村民就被打至重伤。当然，其实每时每刻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强拆都在不停上演，强拆导致的惨剧也从来没有停止。比如，就在上月初，河南省扶沟县一位老人因不满强征,在政府大院跳楼身亡，事后当局指，死者属“自主性坠落死亡”。一次又一次的拆迁悲剧，最多只能为中国式死亡方式再加上新的词汇，但已经不能打动人们早已麻木的神经。

从好几年前开始，有人将中国的英文China翻译成“拆哪”，“拆出一个新中国”已然变成了一个普遍现实。作为楼市畸形发展的产物，高额的回报令各地各级官员无不蠢蠢欲动，他们各施各法用尽各种手段征地、占地、抢地。尽管中央三申五令严禁强拆行为，这种情况依然禁之不绝。在强权面前，手无寸铁的百姓似乎没有任何方式方法可以保证自己和个人财产的安全。

湖南郴州一户姓陈的拆迁户目前就面对著这样的困境。政府人员在毫无预兆下，一日突然破门而入打伤他们家人，然后将他们的四栋房屋全部推倒。事后他们向执法部门、司法部门、行政部门求助，全部得不到回应。目前他们一家人流离失所、住在房屋的废墟上。陈女士知道政府人员还会回来对他们逼迁，而和很多其他的拆迁户一样，陈女士哽咽著说，她已经有了死亡的心理准备。

陈女士：“事前不知道，一无所知，谈都没跟我们谈，他来了就把我们家的人绑出去，还要押到车子上去，动都不让我们动，男的不上车就打。四栋房子全部都铲平了，一分钱都没拿到。报了警一个多小时才出警，照了一个照就走了，什么都没管我们。一直到市政府去上访、到省政府去上访，就是这里推那里推，我们现在没办法呀，到处都不管我们。我们现在只能够守在这个烂房子里面，我怎能……我只剩一条命了。”

从跳楼、自焚到警员开枪，中国的强拆方式从本质发生了变化，政府和开发商的逼迁手段似乎变得越来越残忍，甚至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已弃之不顾。

维权人士郭飞雄早年因为关注广东南海等地的官员占地等问题而受到当局以“非法经营”罪名投放监狱。讲到近年的拆迁趋向，郭飞雄说，自从《物权法》出台以来，官员暴力抢地的情况变得更为普遍。

郭飞雄：“自此制定了《物权法》，有关部门以行政条例的形式取消强拆、强征之后，他们现在表面上已经失去了合法拆迁的渠道，于是中国地方的官僚和商业利益集团有一点倒计时的感觉，就采取了一种黑社会的形式来操作。强拆强征、迅猛作业、严重侵犯人权，造成既成事实，往往很容易弄出人命来。”

同时，郭飞雄说，民众面对强拆能够采取的自救渠道也逐步受到全面扼杀，强拆户普遍感到绝望。

郭飞雄：“这些法律和条规的制定也有重大的缺陷，弱势群体受到强拆强征之后没有相应的司法救济渠道。以前还有上访渠道、还有媒体报导渠道，社会救济渠道没有完全堵死。今天已经完全把人民发声的喉咙给卡住了。第二个是最近十年来司法的暴力、维稳的暴力和民间的黑恶暴力有一种逐渐增强的趋势，所以底层民众至今显得非常绝望。”

郭飞雄认为，要扭转这种局面，当务之急是当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作出重大调整，另外司法要保持独立。

郭飞雄：“首先要对《物权法》进行重大的修改。中国的法律制定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对老百姓是非常苛刻，而对官员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那是非常笼统、非常抽象地提出一些要求。另外就是要为此建立起明确的司法救济渠道，使到法院首先能够接受老百姓的诉状。第三，最终的改变还是要司法独立。”

不过也有学者对完善法律所能够起的作用不感到乐观。山东济南医科教师郭全芳一直致力呼吁官员公布财产。她对记者表示，正如外交部官员所讲，在中国，法律已经不能够成为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挡箭牌”。除了法律，民间在其它方面的努力同样不见起到大的作用。她对现状感到绝望，认为假如整个体制不改，任何的小修正都不能够彻底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从十八大的口号看来，当局并没有实行整改的意思。

郭全芳：“从法律上来说，修改没有什么意义。法律在老百姓呢，它不是一个维护个人的物权法或者个人安全的法律。没有任何的法可言。有的人上访就给劳教了，像唐金陵律师，他们在做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一些运动，肯定会起作用的，但是能够起多大作用现在很难说。等于说自焚，这么多人自焚，它起到什么作用呢？网民开始发动围剿，但是最后他们就是换一个地方，官员就又出来了。现在就是很绝望的一种情况，这是社会体制的问题。现在十八大又高举社会主义特色的旗帜，又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还是那一套。”

中国共产党在兴起初期，曾经反复承诺会将土地分给农民。政府过往的口号中，常常提到“把枪口对准敌人”这句话。在这次盘锦开枪惨剧中，到底谁成为了政府的敌人呢？网上有人将盘锦的惨剧称为“中国强拆第一枪”，希望这也是对老百姓开的最后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