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30周年紀念日臨近，各界舉行的紀念活動接踵而來，當年的民主運動，孕育了一批當今知名的民主鬥士，不過，在這場民主浩劫中，有不少默默耕耘的無名英雄，在不同的原因下被遺忘。本台追蹤採訪了多位當年曾以血肉身軀阻擋軍車、保護學生的抗暴平民。他們大多因長期繫獄而身陷困境，需要國際社會提供幫助。（吳亦桐 / 程文 報道）
「六四事件」30周年紀念臨近，海外如潮的的紀念活動已相繼展開，一如當年「八九學運」期間的天安門廣場，在舞台中央發出巨大聲音的依然是流亡海外的「前學運領袖」和知名民主人士等，而國內「六四平民抗暴者」，無論仍在生或已離世，他們的名字和事跡都鮮有出現在這些活動的敘事中。
「六四平民抗暴者」訪談錄《子彈鴉片》一書的作者、旅居德國柏林的作家廖亦武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這些沉默的大多數，如果能給他們一個發聲的機會，也許他們的聲音比天天發言的精英們更大更有力。
不久前，另一本記錄「六四平民抗暴者」群體的新書《「六四」抗暴者法庭檔案》由明鏡出版社發行，收集了108名「無名英雄」的法庭檔案。
該書的編者為澳大利亞中國政治及宗教受難者後援會召集人孫立勇，這位「六四事件」的親歷者在序言中寫道： 他們是草根，也是1989年付出最多犧牲最大的群體。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個人，用生命和青春做代價，保護學生，阻擋戒嚴部隊的士兵和坦克，他們並不是暴徒，相反是名副其實的抗暴者。
孫立勇向本台介紹了包括張燕生、張茂盛、趙鎖然等多位「六四抗暴者」驚心動魄的故事和他們相近的處境。孫立勇本人作為抗暴群體的一員，在2004年流亡澳大利亞，利用自己打工賺到的錢及一些捐款，持續資助「六四平民抗暴者」群體及家屬。
他告訴本台，1989年6月3號晚間，很多普通市民在各重要路口阻截戒嚴部隊，這些草根英雄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事件後很多人被判死刑、死緩和無期徒刑，這在同樣被捕的六四學生領袖中是鮮見的。但這些人卻鮮有被提及，成為一個被冷落、甚至被遺忘的社會群體。
孫立勇說：6月3號晚上，這些市民們基本上都是沖在第一線，六四完了以後，共產黨就開始清算，大批北京市民被捕、被判處重刑。服刑的過程受盡了無窮苦難，但是這些人並沒有得到有效的關注，歷史永遠會聚焦頭面人物的，這些真正的奮鬥者永遠是被埋沒的。
孫立勇指出，「六四平民抗暴者」人生中最豐盛的年華，都在監獄渡過，他們遭受嚴重的酷刑和超負荷的勞動，幾乎每個人都身體受損，出獄後亦無法找到穩定的工作，他們在生存線上掙扎。孫立勇認為，罪責無疑在於中共當局，但他也毫不諱言，對擁有豐富國際資源的一些海外民運人士和國際機構，卻鮮有幫助「六四平民抗暴者」感到失望。
孫立勇說；當這些人最需要人道救助的時候，這些精英們你們在甚麼地方？連這些六四當年的英雄們的生死你們都不在乎的人，我不知道你的根基在甚麼地方？我們作為草根的一員要把這些普通的抗暴者推進人們的視野。
身患嚴重疾病，每周需要做三次血液透析的「六四抗暴者」張燕生向本台回顧，當他發現便衣公安在現場攝錄抗議者的罪證，他上前搶過錄像帶和攝像機扔入火中。最後被判無期徒刑，14年後出獄。但他無悔當初的選擇。
張燕生：最後判無期，14年，很苦的活都有，導致身體慢慢就不行，受了好多罪，我們出來以後就是生活沒人管，看病沒人管，找工作也沒人敢用，只能靠打打零工維持著。我覺得我不後悔，我幹的不是壞事，我這屬於正義，到甚麼時候我也能理直氣壯。
本台也採訪了張茂盛，他原為北京一家機械公司的工人，在6月3日晚間目睹軍隊對平民開槍，甚至槍殺一名8歲的兒童後，憤怒的他於6月4日下午燃燒一輛軍車，後被判死緩。服刑17年後出獄。他在困境中依然在等待中共當局的說法，和中國未來的改變。
張茂盛說：出來後就沒有大的改觀，我們這些人都屬於有顏色的這種身份，找工作很費勁的，現在像我們這些人很少有人關心這個事了，我現在看得很淡很淡，坦然接受。誰都希望國家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我希望後代不要走我們的老路。
六四畫家武文建1989年時僅有17歲，因為公交車上高呼抗議口號，被中國當局以「反革命罪」判刑有期徒刑7年，於1995年獲釋。他呼籲國際社會多關注六四明星背後的普通人。
武文建說：希望國際人道社會多關注一下六四入獄者。我看國外的文章怎麼全是精英、學生領袖這一塊，我說怎麼沒有底層民間這一塊呢？這一塊就不能被忽略，還原歷史本源。
據早年間港媒援引資料報道，六四鎮壓後中國大陸約有兩萬人被捕，其中1.5萬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刑，70多人被判死刑或者死緩。
2016年10月是最後一名「六四抗暴者」苗德順出獄的時間。1989年「六四事件」時，苗德順向著火的坦克扔了一個籮筐，中共當局以「反革命助燃縱火罪」判處其死緩。目前沒有人知道苗德順獲釋後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