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為何突然有退休的念頭？
答：我在四年前已安排退休因為教會有六十五歲退休的規定，因此，在四年前我已逐漸把堂會的職務進行交接，因此，我們一直找人接堂主任的工作。我只是堂主任的工作退下來，但其他的工作如教會裡的教育、社會服務，我仍會做。
問：患有重病又是否遠因之一？
答：我於2008年八月腸穿，須留院五天，當時患有中度的腹膜炎。出院後，醫生著我要再檢查腸，以免期間有變化，孰料，九月檢驗時，發現腸穿了因此做了一個緊急切腸手術。後來，醫生跟我太太講，我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我在深切治療部住了五天，普通病房也住了五天。在這十多天中，我自己有反思，雖然，我知道年滿六十五歲就會退休。但是，在病時，我突然驚覺自己也有一段歷史，就是八九六四，我個人的經歷須要接駁整體的八九六四，似乎支援香港接駁整個愛國民主運動是完整的。
如果，我能將整個歷史寫下來，我是須要時間。因此，我向中文大學公民發展研究中心陳健民教授表示，我能否進去做研究或寫作的工作，今年，他們已給我一個訪問學人的身份入中大做。所以，並不是因為我身體的病而導致我退休，事實上，我的體力亦兼顧不來，我現在只能選擇如教會的社會服務，教會仍須要人負責教育部份於是找我負責，可是，我又好想有時間寫下那段歷史，它對香港過去二十年是非常重要，因此，我希望往中大做訪問學人望能在那從事寫作。
問：為何突然間會玩話劇？
答：我不知有話劇團正排戲直至去年十月底，白耀燦老師突然致電我，他原本找鄭家富做，但鄭家富就建議他們找我做，一個真實做牧師的人物。我其實跟文化界的接觸好少，頂多是近六、七年間才有，在學校做公民教育，但都是音樂方面，我好少接觸舞台劇的前輩。我於是著白老師把故事講一片，我聽後感雀躍。
雀躍分兩方面，從教會的角度看，「教會革命否？是否支持革命？」這百年前的議題，我們今天仍在自問。我們要否社會改革呢？我們要否普選呢？我們要否維護自由及法治呢？是基督徒在一個時代裡信仰核心的地方。
我飾演王牧師這角色，他在百年前曾上書到政府要求改革，又協助革命黨人從事革命，他本身不是革命黨人。他除了支持革命黨外，自己又做很多社會服務，如開設盲人院的服務，在教會中又做宣教的工作。這跟我過去三十多年教會工作的理念，一模一樣。
其實，百年前的問題，放在今天仍然存在。教會對這問題，時寬時緊，仍然存在爭議。但是，我自己的信念是，秉承耶穌基督的教訓，在教會、社會裡工作是要做鹽發光，在這情況下，我們敢於面對強權、不公義、滿足人的須要，這是耶穌基督宣教的方法，基督徒在社會被召聚時，是應該這樣做。但是，香港自回歸以來，目睹政治的威力好大，「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最低程度的懲罰就是不准你回國。
在這情況下，我覺得教會該學效一百年前，教會昔日的信徒，不只是王牧師，他們上廣州就此犧牲。在廣州起義的那次，有不少人犧牲自己。哪為何昔日有人有這份勇氣，但我們今天面對這政權卻存在膽怯，究竟為何？因此，我想就此問題，我們該反省，我好高興地演牧師這角色，把百年前的問題活現在這世代中。
此外，它就是我要研究的核心問題，因為陳健民教授跟我見面時提及，望我能就香港基督徒與公民社會發展的關係。我從四九年後看，好多人來香港這片殖民地時，教會辦學、做社會福利、建教堂，這三者互為關係及建立。教會一直都有做宣教、服侍及教育。
我們回顧，教會在百年前不止服侍，它是有行動的，這行動，今天被視為革命的一種行動，它終可令政權完全崩潰，建立共和。它完全講出我的理想。所以，我就想藉著這名牧師說出我心中的理想。
在排戲時，雖然對白不多，但畢竟已六十五歲了，可是，導演在排戲時，甚有鼓勵，她覺得我在演一些場口時，好自然，如有一幕我們在斜路上運炸藥，有些柑鋪在面，但倒在地上。我就幫那些人掩飾說「有味是因為肥料。」導演覺得奇怪，不明我為何演得那麼自然，為何你不會覺得講大話？於是，她期後問我：「為何你不會猶疑？」她又謂，雖然她喜歡我那種理直氣壯的表現，但是，亦因這句話刺激了我思索。下次排戲前，我私下跟導演談了數句，坦白我曾偷運人到港，我覺得救人生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當說要救一個人或推展一個正義的行動時，其他的事，我不太考慮，所以，我十多年是處於這處境當中。
我幫了很多人從大陸來港，之後到外國，好多困難在我那裡到過了，這些經歷使我感到是理所當然。
這話劇對我而言是一個理想，但對今天的教會來說，是一個訊息，我想教會看看一百年前，有牧師，有信徒為國家犧牲，他們無顧慮，沒有想過將來的位置或發展，那時只想為社會做那些事。我希望有此訊息鼓勵信徒在今天的社會裡，好堅定行公義及有憐憫心。在今天的社會裡，大家都已經感到好無奈，好無助，對很多事也感冷漠，如貧富懸殊、基層人民生活的艱苦、由北京決定政制，我們其實要積極。
問：你自己在這作品有什麼反省？
答：我作為牧師的立場，就是要秉承耶穌基督昔日的工作，我就是要在這裡反思，這是我八十年代的反思。我七四年到柴灣時，整個社區未發展仍很落後，當時的問題包括居住，因為人都是住木屋或平房等，我有六年時間在辦公室裡聽到教會的弟兄姐妹訴苦，我也見到民眾受苦，那種無力感，我當時做教會工作，就好似除了祈禱，就不知還可做什麼。
到了八十年代，爭取興建東區走廊及東區醫院，所以，我從社區開始爭取民生，如發生火災，我會到現在看能提供什麼幫助，我從自己的牧職中反思。
我記得導致我首次反思的事件是爭取興建東區走廊，當時，我跟街坊一起開記者招待會，我其實不甚認識什麼是記者招待會，我借了禮拜堂兼撰定新聞稿。期間，有一個記者要求我做即場訪問，我當下內心好掙扎及震驚，因為當我出面爭取時，政府如何評價我這名牧師，我的同工如何評價我，我的教友又如何評價。這三個問題當時好困擾我，我於是同自己講，若我繼承耶穌基督在這世界工作時，我該如何做呢？我於是重返耶穌基督的年代，祂究竟講什麼，祂當時說了四件事。在馬太福音說，耶穌基督四處去宣揚天國福音、教訓人、醫治患者及趕鬼。祂除了自己做，又差門徒做，門徒又差信眾做，因此，我的工作的根基並不是活在別人的評價或政治當中。當我怕被視為一個壓力團體時，我是怕政府的政治勢力，當我看同工及教友時，我是看別人的評價。我作為一名牧者，不該活在別人的評價及政治勢力下，而是要繼承耶穌基督在地上要做的工作。
有人說傳道、報道，這個「道」是有生命力，並非純粹口耳相傳，它是俱有生命力甚至會影響他人，使人重拾人的意義及價值，深俱影響力。我當時採取了這樣的態度。不過，不久政治壓力來了，八四年香港的前途問題出現了，我覺得我不能只是在柴灣這社區。香港前途問題就是香港的整體問題，我於是整個人捲進了香港的前途問題中，爭取八八直選、基本法的諮詢、基本法制定時市民該如何給意見，我被民促會邀請在八七及八八年到大陸與李後及魯平等談政制問題。
所以，牧者因應當時代的社會及歷史問題該挺身而出，把漏弊指出。所以，我演這角色是要感恩的，因為耶穌基督及先賢留下的足跡，令港人活在這無助無奈的時刻，如何激發起我們的鬥心，我是想有這訊息。
問：你一直爭取民主政制及為民爭取福祉的漫長路途中，除了自己有反思外，你有否遇上壓力來自家庭或教會？
答：我相信自己得到幫助的首先是家庭，我太太知道我做什麼工作，她是全力支持，我兩個兒子年幼時，她差不多全時間照顧家庭。由於我們居住的地方就是在教會，就好似前鋪後居，所以，接觸好緊密。八九民運時，他們是完全知道我在做什麼，他們甚至明白我做什麼。遊行時，我們一家去。有些事，不能用言語說得清，但是，當我們一直行時，我做的事就是我所相信的，家庭不會因此的繁忙或壓力而成為我的負擔，他們是承托着我的力量。
教會方面，由於我在這教會做了三十六年，這是我第一份工作。當時只得百多人的會眾卻可以興建一座大樓，這大樓除了教會服務，還有社會服務、學前教育、牙科診所及輔導中心，我希望教會在柴灣能成為社區的中心，任何人到都可得到一些幫助。別的教堂平日是關門的，但我的禮拜堂每天早上七時半開門，到晚上十時才關，我們的教會由周一至日都在工作。
我將自己的信念，認為教會是為了所有的人，教會該與社區的人同行，他們遇到的困難是教會的困難，我一定要同他們克服，因此，我前赴探訪一些患病者時可解決一些問題，有些可能家庭經濟有問題，教會捐少少錢可以解決問題。可是，有些問題是須要社會政策改變，如協助社工團體助單身人士上樓居住，這政策要十五年後才改變，但是，是要我們在政府總部外通宵抗議才成功換取。
我的教會對我的支持及我的工作是因為我一直做，身先士卒，而不是用說話教。當然，也有人批評我，教會執事會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批評我。事實上，很多人在看着我的活動，因為這樣的釘著，就顯示我是最俱爭議的人，常被討論。不過，我願意付這代價，因為我要秉承耶穌基督的教導，我就義無反顧做，這就是我一生的工作。我不會尋求自己的聲譽，我永遠提醒自己，我是上帝的僕人，我只要忠心我的職守，我就不枉此生。
問：有一套電影名叫《我的微笑好看嗎？》，當中有一個角色是牧師，坊間盛傳那人就是你，該名牧師曾被教友這樣說「你不顧自己，也有照顧教友，我們要做生意」那角色是否真的參照你而寫？
答：我曾兩度被恐嚇。當時有些民運人士因未能即時安排前往其他國家，他們對我作出恐嚇，說「你一定要安排我呀！否則你小心！」收謾罵的信已算是小事，即使我做醫療投訴時，遇上投訴無理時，病人也會恐嚇我，所以政治及民生的事，我都受過恐嚇。
我的壓力最大是九一年。當年，李柱銘及司徒華出任支聯會正、副主席，由於當時有人認為政黨及支聯會不應有關連，所以，第二屆副主席由我做。若回顧八九年十月時，整個政治形勢已改變中，教會在六至九月間也十分積極參與。我做副主席，教會十分有意見認為九一年不應繼續做，當時不少人討論九七後，教會是否仍可存在等。但是，我當時不是想這些事，我想如果有民主政治、自由及法治的社會時，這些問題都不會發生。
壓力實在存在，甚至，現時不是那麼多禮拜堂找我講道，但，這是我願意付出的代價，因為無人能夠做所有的事。所以，我認定一個目標，就向這目標跑去，我跑完，我就覺得我的工作完了。
問：《我要回家》運動的出現以致相關的書出版，是否跟你孤兒的背景，引致你對家的觀念特別強？
答：是的。我是孤兒，我對自己的家人片言隻語也沒有，相片及名字亦沒有。現時我父母的名字也是我替他們改的，因為我要申請證件，我曾沒有填上但卻被政府部門的人揶揄謂：「你為何沒有父母的名字，你是石頭生的？」到香港後，我做擦鞋學徒及在街露宿，因此，被歧視及冷漠對待的感受，我深深明白。當我有家庭後，我好珍惜。
另方面，我十分體會當時流亡的人的心境，他們大多數我都見過或認識的，甚至當他們往外國後，我也到當地探望他們，他們當時那種飄泊流離的心，會令你跟他們坐著一起談時也不禁會一起流淚，如蘇耀康的例子，我們真的很傷心，在書中他寫，一家滿以為能與太太團聚，可以好開心，怎料，太太突然車禍喪生，這令至其一家都改變了，甚至當他欲回國探望病重的父親都不能夠，最後，成功返去了。但在奔喪時，政府人員對他的對待，怎似一個政府呢？怎可政府耗用龐大的權力欺負一個人民？我不能接受。
我教會有人對不同的民運人士作出不同的批評，我心目中沒有這些，因為這些廿來歲的青年人往他國時，他們真的很悽涼，前路茫茫，語言不熟，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父母及網絡，是十分無助。我們若以旁觀者看然後評為何這樣那樣，事實上，我們太嚴苛了。當時，有人好樂觀堅信這個黨及國家會很快重整，他們可以三數年後便回國，認為殘害自己人民的政權，怎可久存？不幸，這個政府繼續執政，繼續腐化。這些人開始再想時間不經不覺已流逝數年，沒有希望時，情緒自然會開始低落，真的會想，回國是一個遙遙無期的事實，但是，這些人是長者。
我們以前常掛在口邊說「在外國死後也要回唐山安葬」，大家擁有濃厚鄉土之情，現在，長者不能回國，要在異國生活。有些人的父母已漸長，自己又不能回國，他們又不能來外國探望他們，這種親情的割裂，鄉土之情的分裂，我自己覺得是最無人道，政府無道理這樣做。
因此，我站在他們一方，廿年後，目睹這處境時，如何能讓這些人有渠道說出自己飄泊流離、悲苦的聲音呢？他們其實有一個很單純的心願就是可以回家或返回自己國土，有些人甚至說只要求自由出入，可探望父母及親人。一個政府怎可這樣做？我無法接受。
問：你經歷那麼多磨難，你為何仍信這位神？
答：我信這位神最重要是因為他改變我，我不是聽或接收二手訊息。我過去其實一直對宗教有排斥，我做校役時仍讀夜校，望日後可以有好的前途，所以準備自己。我對返教會也有抗拒，直至有一天我參加報道會說「如果你想自己的生命有改變，耶穌基督就是道路，你可走到其上。」我當時好簡單，我尋求改變，我願意改變，就這樣我接受了。
我奉獻做傳道人時，我的學歷只得小學，沒有資格入神學院。當我質疑是否真有做傳道人時，我的心裡好希望能服侍基層的人及跟我同一遭遇的人，因為我在露宿、擦鞋、做工廠雜工時認識的人，我能在他們當中讓他們目睹這信仰改變了我。
我於是辭職，拿著120元讀書，讀高中、大專及神學院這十年過程中，我完全經歷上帝的恩典在其中，我半工半讀，即使讀書時也有困難，因為我跳了三年初中，但是，如果這是上帝的呼召，我就願意走。當時，我決意拿著籐籃離開工廠，沒有居所、沒有工作，又要遊說學校收我。我當時跟校長講「我知道自己做什麼，我有一個目標，有一個信心，我要完成它。」我要走完會考、大專，然後入神學院，所以，在這十多年的歷程中，我經歷了它的真實。所以，沒有人能搖動我對上帝的信心。
雖然，回顧從前，好艱難，沒錢交學費兼沒錢吃飯，餓到頭暈，但是，我有能力經過那十年的教育，所以，到目前沒有任何事可衝擊到我的信仰。
九五年，我興建的禮拜堂的對面發生山泥傾瀉，但我沒怕，以前以為教會是輸出愛，服務人，怎料，那時我們享受愛，真正享受到人的關懷及保護，我籌到錢重修。我們要相信神有祂的時間幫助我們從某一地方跳出來，神給我這樣的童年，這樣的掙扎，引致我可以站在人前說「無論多艱難，上帝是與我們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