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今年香港整體的政治發展，以十分為滿分，你覺得今年香港政府施政方面獲得多少分？
答：若以廣義理解施政之意，我會給香港政府三分。我覺得可從兩方面講，政改方面，香港特區政府與民主黨於今年達成一個和解方案。但自今年底，就政改方案推出具體立法細節時，都予人一種感覺就是特區政府以致中央政府，對落實普選或民主化是沒有誠意。當你看當中的細節時，特區政府都似是嚐試偏幫建制派，鞏固他們的獲勝而作出安排，如選舉委員會由八百人增至一千二百人，但政府沒有檢討，直接把過往的比例增大一點五倍，以漁農界在當中佔四十席，新增整體人數後，該界別便可增至六十席，但是，該界別的人口以致佔香港GDP都是極細，若跟零售業比較可以說是九牛一毛，但奇怪的是零售界的議席較漁農界為少。但是，漁農界能取得那麼多票源於這些公司票都是屬於左派的工會代表。
又或以超級區議員選舉，香港政府一直不肯把五區以單議席單票制選，而是改以大區兼比例代表制選，這明顯是偏幫建制派。比例代表制的原意是嚐試幫助一些不太受歡迎的細黨上位，但是，香港功能組別已偏幫一些工商界；直選已用這制度，現時新增的又用這制度，這是作出一些不必要額外的補貼即予親比京的力量。
簡言之，在政改方面，中央不能給人信心是嚐試落實普選。就這點而言，失去的分數可以說是流血不止。
現在整個管治問題是，我們的特首沒有由選票帶來的認受性，若沒有普選，這問題會繼續持續，會繼續影響香港的施政。
但另方面，我會給香港政府多一點點分數因為香港已要求訂立公平競爭法十多年，迄至今天目睹香港政府在公平競爭法的立法上，有點進步，因為傳聞香港政府原本訂下的刑罰很輕，上限只是一千萬港元。但是，政府最近頒布的罰則似乎不只於一千萬元，可以更大。這會否香港特區政府看到自己的管治認受性那麼低時，故下定決心要徹底改善競爭力。這可以說是人民迫出來的可喜現象。
此外，地產界這方面的問題。其實，香港政府自二零零一年修訂條例後，便鼓勵了地產界做了多年“發水樓”已有多年。不過，今年香港政府亦決定未來的樓宇面積是以實用面積計算。我相信這點也是香港特區政府受到很大的民意壓力，甚至出現到管治危機，因此，他下定決心。所以，上述這兩個措施助香港政府挽回一些分數。
問：在其他的民生施政方面如高速鐵路，你又覺得政府的表現如何？
答：我們知道中央好希望香港興建高鐵，選址方面亦好似很想在西九文化區附近，在大石砸死蟹的前提下，香港政府亦一如以往所料會向中央政府屈服。若以科學數據來說，香港政府沒有一個明顯的理據述明提出的方案是好，特別是政府提出的方案較民間提出的方案數據上要多花數百億元。
這是反映一國兩制的悲哀，當特區政府的首長一旦不能傾出去，便很容易屈從於來自中央或北京的壓力，便很容易就經濟或公共政策的事宜上做出一些好危險的決定。另方面，亦目睹香港政府不尊重民意，只要北京施壓，民意便被擱置一旁。
其實，不少專家曾指，特區政府預計未來的乘客實在很樂觀，他們卻沒有信心。
香港政府可能真的興建了一個“大白象”，因為因虧損而要嚴重補貼時，對香港未來數代人的生活質素可能會造成影響，可以算是小災難。
問：這正好吻合坊間一些人的評論指，香港政府的施政越來越大陸化，一旦北京有方向決定時，他們毋須直接跟特首講，他及香港政府官員只會自行忖度心意跟從北京的路軌。你認同這評論嗎？
答：我沒有充分數據證明此現象，可是，毋庸置疑的是不少現象以叫人擔憂，就以中港融合為例。中港經濟上高度融合是會令香港在政治上的議價能力更低如普選。
自二零零三年起，香港政府在經濟發展上的口號都是緊跟北京，完全沒有獨立或不同的意見，這會更多人進一步擔憂，甚至有一種無能感，倘若我們的經濟完全依賴中國時，我們又如何在高度自治或爭取普選問題上有議價能力？這些擔憂是實在兼存在。
問：貧富懸殊仍是香港的核心問題，今年更出現仇富的情緒，背後是反映香港政府傾向財團的表現越來越明顯或是民間醒覺對這傾斜越來越不滿，以致站出朲表達不滿？
答：我覺得兩者皆存在，尤其是今年十月前，城中焦點話題是樓價暴漲，至很多欲置業的人都無法做，即使從商的商鋪或辦公室成本也驟增，對政府的批評是不絶於耳，這現象令市民越來越覺得政府無效壓抑樓價，在管制地產商不法的經營手法亦感無力，這壓力是非常巨大。
因此，香港人一方面越來越醒覺到富人的特權，這醒覺給香港政府很大壓力。我們還記得中國主席胡錦濤與富商李嘉誠握手，指他愛國。事後回想，有可能是曾特首透過北京要向富商被迫“宣戰”，針對地產面積的計算等，因為，若這做法持續下去，仇富的心理可以形成更巨大的社會運動，這是特區政府非常懼怕。
然而，若我們仍沒有普選，這結構性矛盾短期內是難以解決到，貧富懸殊很可能仍會持續下去。
問：香港人在這環境下可如何自求多福？
答：市民若沒有堅定的姿態去爭取普選，那麼貧富懸殊可能繼續惡化，富人的持權可能繼續存在，競爭力又因太多壟斷或半壟斷而下滑，因此，香港人要堅定不移爭取普選讓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知道。
問：涉及到香港與別國的關係問題上，今年發生的菲律賓人質事件，港府的表現相對快，但事後亦遭港區人大代表批評，在是類事件發生時，是否仍需執持於國家的禮節？
答：倘特區政府能迅速透過中央香菲律賓當局反映訊息，我們跟從《基本法》的精神外交事務由中央政府處理，這是最好不過的事。但若這溝通出現問題，我們便需要檢討為何有這問題出現，引致時間滯後或影響人質安全，因此，要檢討的是這機制，並非如現在般事後怪責特區政府。若我們信納人命是重要過僵化的禮節，我相信很多港人都讚成特區政府的做法，當然，若能檢討中港的溝通機制，使往後的溝通機制更完美，我相信這是大家冀望見到的。
問：二零一零年政制方案後，不少政黨都有變動，你對這些變動有否感到訝異？
答：較令人訝異的是，當特區政府在今年底就２０１２年立法會選舉進行立法討論細節時，民主黨黨主席何俊仁繼續堅持特區政府沒有出賣民主黨，及地方立法的細節亦不是趕絶民主派，我覺得他這樣的辯解的確令不少人跌眼鏡，就算參與普選聯的學者亦已撰文批評港府的地區立法是偏幫建制派，又或本地較中立的報紙《明報》透過社評亦批評港府的立法對民主派是趕盡殺絶，因此，民主黨黨主席這樣的辯解不獨令泛民的支持者或民主黨的支持者跌眼鏡或失望。我亦覺得可能簡接促致或加快民主黨三十名黨員決定退黨，我覺得最令感訝異的是這事件的發生。
至於，社民連近期的風波這跟他們召募會員時態度很鬆懈，因而會員的人格或質素等，你進行監管亦會很有限，因而傳出不少負面新聞，我對此覺得是預料之內。
問：政黨間的變動，會否再度強化中央政府拒絶港人爭取民主、普選時所慣用的口實就是指香港未成熟？
答：政黨的聚散不能反映成熟程度，這是兩碼子事。相反，最令人感擔憂的是過往堅實追隨民主的領袖，倘當中有部份的人堅持不承認現有的地區立法對一個公平、公開的選舉造成多麼大的不利時，而繼續辯護，我會擔憂這影響整個民主派的團結，繼而影響動員力量，以致影響整個民主發展進程；另一擔憂是我們未來民主派領袖的承傳問題，現有的領袖再做多十年，屆時已是接近七十或超過七十歲，沒有承傳，不再發展，到二零二零年時沒有普選，這是很容易發生，因為沒有公信力的領袖發展民主運動，中央又豈會給予民主運動？
問：今年也有不少社運小組織形成一股民間力量，你覺得這力量已形成或是仍在蘊釀中？
答：其實民間力量有生有滅，相反，我感到憂慮的是如菜園村或“強拍”這些賦爭議性的政策下的民生問題，民間發動到的力度較“高鐵”或“變相公投”的力度為低，這或許跟傳媒的自我審查有一定的關係，當傳媒不能令民生問題聚焦，大部分市民又非常忙碌，對事件黑白不分兼欠缺資訊，這情況下令政府很容易落實自己的政策，因此，民間力量的薄弱令我更擔憂。
問：不少關心中國境內政制改革的人士都謂，香港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是最自由的地方較多藉此參與討論中國的政制改革，讓中國領導層多聆聽不同聲音。你是否覺得香港議評者較忌諱討論中國的政制問題？
答：我相信部份人有忌諱是不足為怪因為討論會更容易讓中央保守派一個藉口指，香港參政者或香港人意圖推翻一黨專政。但另方面，香港支聯會的頭號人物在過去數年間就這方面的問題，沒有閃避，仍會就中央政制安排研討會等，甚至會把六四屠城、打壓維權活動人士等的資訊會派發予來港自由行的人士，望他們傳回國內，支聯會在這方面的工作更較以往積極，所以，可以說是兩條腿走路，但是，從主流的從政者，我覺得他們並沒有高調或深入討論中國未來政制的走向，這對或錯，實見仁見智，因為香港自己的本土民主運動也搞得不甚成功，倘他們高調地評論國內的發展時，我會擔心弊多於利，即國內的保守派會驚我們的民主化會煽起國內追求民主化的決心，進而會打擊一黨專政的基礎。
我們的民主派討論國內的政制時，很自然是想推動國內的民主化，這便會給國內的保守派指我們意圖顛覆一黨專政的地位。
問：如何取其平衡，兩事都能討論？
答：我個人覺得倘民主派能集中及理順黨內的發展能夠健康進行，在不同的民主派政黨間盡量爭取合作，繼而教育市民，動員他們支持民主運動，我覺得這是當務之急；至於，評論國內的政制問題，我個人覺得不一定要由政治人物做，可以由民間團體甚至是研究中國政治學者肩負這角色。
下周，我們繼續進行一年的回顧，不過，主角是中國，焦點在中國政治史裡其中兩項重要的議題就是總理溫家寶談政改及劉曉波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