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基本法》不含普选承诺　中共「抬澳贬港」漠视两地差异

23岁的黄健朗，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新澳门学社脸书 / 拍摄日期不详)

周五（20日）是澳门主权移交20周年，20年来，澳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变的是，相较于香港，澳门的政治动荡一直比较少，因此经常被北京形容是「一国两制」的典范。同是「一国两制」下的前殖民地，一水之隔的两座城市，港澳之间有这样的差异，跟两地文化不同有关；跟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令澳门变成「半个解放区」有关；跟《基本法》中订明的政制承诺不同有关；也跟两个特区政府以不同手法处理反对意见有关。（吕熙 报道）

澳门主权移交2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五年后，再临濠江，澳门人怎么看？

澳门居民这样说：（心情）很澎湃，澳门回归20周年变化很大，和现在的香港真是有天渊之别。

港澳之间，一水之隔，同为前殖民地，「天渊之别」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呢？73岁的澳门居民张女士提到香港近日的抗争，随即表示反感，而对于澳门，她就自我感觉良好。

张女士说：其实澳门就已经是最好，比香港好，香港是被那些人搞到（不成样子），我有个儿子在那边工作，赚不到钱，受了很大的影响。我说他们（抗争者）怎么好事不做，去做这样的事（抗议）呢？他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些老人家会担心？以前谁做（中国国家主席）都好，但是现在这个中国政府，全国人民有饭吃，现在中国最富有，特别是中上家庭。美国人不想你中国盖过他，才会打击你，打香港。就是看到你澳门，在澳门和香港中，他（美国）打不到澳门而已。

在澳门经营餐厅的杜先生，就有话对年轻人说。

杜先生说：当然希望主席有时间的话多来澳门，或到社区了解澳门市民对将来的期望，近日香港又发生一起不开心的事，其实我们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一辈，其实是希望年轻人眼光可以放远一点。

不过，杜先生可能未有留意到的事实是，为了「把眼光放远一点」，有澳门年轻人决定离开澳门求学。23岁的黄健朗，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中学毕业以后，他选择到香港升学，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2017年，当时还在念大学的他，回澳以民主派候选人身份参选立法会，成为澳门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参选人。虽然最终未能当选，但这次参选经历，也让他反思港澳两地之间的差异。

黄健朗说：（港澳）相同的地方真是没甚么，因为很多人都会很单纯地觉得，两个都是殖民地，现在变成一国两制了，都是有一本基本法，都有类似的制度，但当两个地方都生活过的时候，就会觉得两个地方很多细节上的东西很不一样。无论是香港人工作上的心态，是比澳门人专业认真很多，又或者这里(香港)的人，政治信仰也是很不一样，反而慢慢地，我对香港的认同变得更深。

黄健朗认为，澳门人的生活压力比香港人小，居住环境整体而言，亦比香港人好，令澳门人习惯安于现状，因此难以理解为何香港人会如此激烈地反抗。而另一方面，澳门人惯于用微信联系，用微博接收资讯，收看中国内地的电视节目，因此和中国内地的文化渐渐趋同，亦慢慢失去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加上澳门本地传媒被噤声，造成了港澳之间的文化差异。

但他认为，港澳两地最大的差异，在于政治层面。在澳门，民主派或反对派的势力，远远比香港薄弱，而澳门民间倾向支持民主派的市民，也缺乏像香港民主派支持者那样坚定的共同理念。

黄健朗说：澳门所谓的民主派都是很松散的一个状态，甚至乎如果你看澳门的传媒都不会特别用「民主派议员」去标签他们，会说他们只是一个议员，只是一个团体，连澳门人都很少会有「民主派支持者」这样的身份认同。澳门民主派势力无论是在立法会，或是在整个社会之中都是相当之弱，他们的得票率也不是特别高，在立法会也只有几席，所以无论是气势上还是政治能量上，都比香港(民主派)低很多。

从八九民运起开始政治生涯，并在澳门主权移交后，连任五次的澳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区锦新，分析港澳两地差异背后的根本原因。他表示，香港一直都是国际大都会，但被要求「中港融合」以后，许多香港原来的优势消失，令港人忧虑，因而抗拒所谓的「中港融合」，但澳门却和香港不同，一直以来，澳门都和中国内地的城市非常接近，而历史上的分水岭，就是1966年，澳葡政府时期爆发的「一二三事件」。

当时澳葡政府的贪腐及不作为，在澳门造成极大民怨，加上当时中国内地正爆发文化大革命，种种因素之下，澳门左派人士冲击澳督府，爆发大规模反对澳葡政府的动乱。最终澳葡政府全面失势，更签下认罪书，澳门的左派势力开始全面抬头。

区锦新说：(「一二三事件」后)驱逐所有亲台湾的势力，要全部赶走，天主教会在事件受到冲击后，天主教会亦保持所谓「非政治化」，就是所有政治(问题)我们不管了，我们只做社会福利、教育的工作，其他政治上的问题不再过问。就变成一二三事件之后，亲北京系统的社团基本上完全垄断澳门的民间社会，无论是中华总商会、街坊总会、工联、妇联、青联、学联等，垄断澳门整个民间社会，当时已经有人说，澳门是一个「半个解放区」。

主权移交前30年，澳门已经是「半个解放区」，因此主权移交后的20年，即使中澳关系愈来愈密切，澳门人对于「中澳融合」以及「一国两制」，都没有香港人那么抗拒。

而除了历史原因，港澳之间还存在一个根本差异，就是香港《基本法》订明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最终要达至以普选产生的目标，但澳门的《基本法》，却没有这个部分。

区锦新说：当然不是没有写就不能普选，但问题是没有写，至少是中央政府并没有承诺过给澳门人有双普选，在这个情况下，澳门要争取民主普选的困难度会更大。

即使争取民主普选的声音不大，澳门近年亦曾爆发大型社会运动。2014年，澳门政府提出《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法案，亦即外界所称的「离补法案」，大幅提高官员的离任补偿，更建议特首在任期内可享有刑事豁免权，引来民间强烈不满，批评是「高官自肥法案」，触发两万人上街游行，为澳门主权移交后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政府最终在四日后撤回法案。

2015年，澳门政府曾向立法会提交《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法案，相当于澳门版的「送中条例」，但后来澳门政府主动撤回法案。

区锦新认为，港澳两地政府其中一个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澳门政府不会以「政治斗争」思维看待反对声音。

区锦新说：澳门政府有很多方面的不足，但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用一个「政治斗争」的方式或思维去看社会的反对声音。如果以2014年的「反离补」来说，如果他用一个「政治斗争」的思维去看，政府是一步也不能退，就类似林郑月娥、叶刘淑仪，甚至当年八九民运的邓小平的「政治斗争」思维。澳门政府不是，你反对吗？那我把它收回。

他认为，澳门政府及早撤回引起社会反感的政策，成功缓解民间的不满情绪，亦避免事态升级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前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席副教授仇国平，曾经在澳门教学12年，他认为港澳两地之间的差异愈来愈大。

仇国平说：以前两地市民在政治上都比较冷感，比较埋首于赚钱享乐，简单而言就是「经济动物」。现在香港很明显就是整个城市政治化的程度高了，年轻一辈对于政治的敏感度高了，参与的程度高了。但在澳门，似乎还是维持著十几年前的情况，简单而言就是由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很少。澳门人之所以社会参与少，之所以仍埋首于经济活动，似乎仍因为对政治参与比较恐惧，可以参与的空间也比香港少。

但他认为，香港和澳门，都一样面对政治自由被打压的问题。

仇国平说：相同的地方是政治自由似乎都愈来愈少，刚才都说到澳门的政治自由度是少了，游行示威没有以前那么容易，特别是牵涉到一些政治敏感的议题。香港过去半年的抗争运动我们都看到了，警察会随时拘捕一些示威人士，即使拘捕之后无法控告。

港澳双城，历史民情双向而行，但威权之下，两地之间却有微妙连结。今年八月，有澳门网民发起「反警暴」默站，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但被澳门警方禁止，更有市民被捕。

但到了十月一日中共建政当天，澳门多处都出现标语，上面写著八个字─「港澳连枝，风雨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