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药降关税只宣传需要 病者无法受惠 零售价不降反升

201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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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5日,北京黑桥村一家卫生所内,患病的农民工正在接受输液。(法新社)
2017年2月15日,北京黑桥村一家卫生所内,患病的农民工正在接受输液。(法新社)

在中美贸易战阴霾下,中国官方近日连续宣布,对进口抗癌药和汽车大幅降低关税,但经本台记者调查,发现进口抗癌药零关税实施以来,相关药品价格比16年前还高,业界人士指出,降低关税可能只是官方的政治宣传需要,并非是让广大消费者受益。(黄小山/程文 报道)

中国大陆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的措施,已于本月1日开始生效。而进口汽车关税,则由今年7月1日起降低。

据官方的宣传称,扩大进口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但本台记者调查显示,即使是涉及民众生命的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以来,消费者依然无法从中获得太多的实惠。

长期从事癌症患者救助工作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医疗救助部前部长任瑞红透露,进口抗癌药的关税,其实这些年一直在降,但最终患者并未受惠。早在2002年,外国的一些大药企,就曾与官方慈善机构合作,以买3盒送9盒的方式给患者受惠,实际价格每个月只需要7000元。现在实行所谓的零关税以后,进口抗癌药在中国的药价实际还高于16年前。

任瑞红说:原来最高的时候百分十几,2017年的时候,已经把进口关税从6~8%降到2%。不同的药不一样。一年过去之后,发现不了任何变化。就是做给大家看的,主要是给外国人看,中国人自己都明白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格列卫的话,2002年的定价是23800到25000吧。第二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就实行了3+9的这个赠药措施,它的药价大概是7000块钱一个月。现在的定价是在11000元。

任瑞红还解释为甚么各大药企必须和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慈善总会这样的官方机构合作,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直接将药送给患者,而必须通过官方的管道。

此外,官方在医保制度上,也对疗效较好的进口抗癌药制造壁垒,将进口抗癌药排斥。最近从患者群回馈的消息也证实,患者沉重的医疗负担,并没有减轻。

任瑞红解释进口药在国内价格高昂的原因,系他们被迫要服从于中国政府的强制定价,并且还必须遵守中国医疗领域的潜规则,否则在中国市场就无法运行。

任瑞红说:国际上的药品定价是两种,一个叫市场价,一个叫国家定价。国家定价里也分两种,一个是它有一个指导价,一个是叫强制价。中国的凡是专利的药、进口抗癌药啊,这都属于专利药,它是强制定价。就是说,是中国自己定的。本来这个药就有成本,但是在中国有一个叫制度成本。就是说有一些叫灰色的那些东西。我们当年跟这么多大的药企(合作),我们每一次都要问他们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外国的药企在中国,如果你不给医生或者不给医院这种制度成本的话,你不出一个月你就死掉了。它可以加很多钱进去,你都不知道为甚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的。

而曾任中国红十字小天使基金主任的李塬,则对官方的定价机制进行解释。他称,官方的发改委对药品采取所谓公开挂网采购,但从出厂价到最后的患者手中,各个部门、医药公司,医生和医院等,都要明里或暗中从中得利。

国外抗癌药生产企业原希望降低价格扩大销量,但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降价。

李塬说:还有一个机制啊,就是药品定价机制跟关税不是绑定的。药品是发改委另一个定价机制。因为你医院不能直接去进口,患者不能直接去进口。发改委的定价机制它支持制度成本。这东西自由市场没有制度成本的国家,它就卖8块钱,但是在中国,它需要10个手续,10个人,每个人都得给他8块钱最后才能到消费者手里。但是发改委最后定价就把它定到80。我们跟那个算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谈这个问题,我说你为甚么价卖这么高?他说我没办法。我也知道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我把价降下来,我的销量会增加很多很多。但是呢,你们国家不同意。我们多次要求降价,你们政府不同意。

李塬称,即使是这种直接涉及每年400多万中国患者生死的进口抗癌药、官方都无意让患者得益,更何况是汽车等高消费产品?他肯定,降关税只是官方在贸易战压力下,对外做出的一种宣传姿态。他们有足够多的手段,让消费者在即使是零关税状态下也无力购买到相应产品。

本台记者联系上国内一家医药公司,该公司人士称,降关税后,正版进口价依然是1万多,零税率反映在具体药价上,实际降价只有几百元。

她说:大概1万多吧。是这样的,国内虽然是关税下降了,但一瓶大概下降了5、6百块钱左右。税率降了,平均到每一瓶上也没有那么很大的差别。

该药企职员称,目前大多数患者依然只能偷偷购买价格低廉、同时效果远超过国内产品的印度仿制药。但问及为何该药在中国价格远高于别的国家时,她称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她说: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你再问一下医院或者问一下其他的管道吧,行吧?

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人士透露,中国官方对进口贸易的管理层级繁多。除非是官方急需的商品,要完成商品进口,公开要求的程序就多达16项,包括签订进口代理合同、办理许可证、外汇管制、各种审核、海关和检疫等等。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衍生出无数的关卡,任何一个环节,无论是职能部门的临时改变规定或腐败等因素,都可能产生高昂的额外成本,而这些成本,最后都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并极大的增加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难度。

长期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美国纽约大学心理学博士杨宁远认为,在一个民意无法影响公权力的社会里,当权者动用何种手段盘剥老百姓,都是挡不住的。在这种背景下,降低关税和老百姓能否受惠,并无关联。

杨宁远说:当初说把癌症药或者是汽车这些关税降低以后,就有人提出这个担心,说你那个地方是降了,但别的地方在收。如果是权力把控,权力要赚钱是挡不住的。我觉得只要民意影响不了公权力,那个老百姓就只能是绵羊。它只要到消费者的手上降不下来,那么你降不降关税都是没有甚么意义。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国家发改委在官网公开的电话、但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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