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從誡是著名建築家梁思成及林徽因的兒子，他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關注環保問題，1993年，發起創辦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並擔任會長，提倡“保護自然、善待自然”。是中國最早註冊的民間環保組織之一。梁從誡經常在國家機關、大學和社會機構進行演講。有一次，全場只有5名觀眾。他卻笑著說：“如果我能在你們5個人的心中種下5顆綠色的種子，我就很欣慰了。”
在環保工作的過程中，梁從誡有感於失敗的時候多，成功的例子少，他曾把環保比作“一場難以打贏的戰爭”，每走一步都困難重重。
總部在美國的太平洋環境組織，在北京的中國項目顧問溫波表示，大陸民間環保組織面對最主要的困難是不獲政府認同。當局對他們不信任，往往在政策上，設置關卡，令他們難以正式註冊，取得合法的地位，活動空間大受限制。他說：政府不支持民間環保組織的存在，亦對他們不信任。主要是政府對NGO不是很理解，他們不明白為何有人不去賺錢，或不以賺錢為目的來參與這個工作，不理解他們為何不顧自己的利益，投身到環保的工作上，這種不理解就會導致對我們動機的懷疑。
浙江民間環保人士來金彪與地方上一批環保人士，於2005年成立一個名為“綠色沙龍”的組織，關注地方上的環保問題。來金彪說，其後在政府的猜疑下被強行取締。他說：當局原本說組黨要審批，社團不需要，我們就根據這話，建立綠色沙龍，關注環保，最後他們來一招，說社團也要審批，被民政局強行把我們解散，說我們是非的。
溫波說，由於民間環保組織不獲政府的認同，導致難以招攬或吸引有能力的環保專才，因而影響環保工作的成效。他說：因為這個領域不是社會承認是正式工作的領域，只被視為志願者的行為，在業餘時間的公益參與，通常不認為這是專業專織的工作，這樣就不會吸引到有能力，有專才的人來從事，這就令到效果大打折扣。
溫波又說，中國環保工作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在於急速的經濟發展，同時造成對環境破壞及污染。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依賴企業的發展，而企業又是造成環境污染的主要源頭，對環保工作形成阻力。他說：主要是地方經濟的利益和稅收，依賴一些企業，他們又跟官方有很多連繫，部份更是國有企業，所以在治理環境問題時，有很大的經濟因素的考量，在是否治理污染時，雖有良好的意願，在利益關係的牽扯，還是有很大的阻力，效果亦不理想。
有太湖衛士稱號的江蘇環保人士吳立紅，就是因為舉報地方企業嚴重污染太湖，而遭打擊報復。他於2007年被法院以“敲詐勒索罪”判刑3年，剛於今年4月獲釋。
吳立紅表示，20年前，太湖湖水清澈，魚產豐富，不但可以在其中暢泳，湖水更可作為飲用水。隨著地區的經濟發展，化工廠林立，排出的污水，導致大規模的藍藻爆發。他不斷向地方政府舉報，接受媒體的採訪，又搜集污染的證據，準備控告環保局，因而引起當局極度不滿。當時兩千多家企業在太湖上游排污，及當地民眾及生態造成極大的危害，當時國內及境外的媒體都大量報道太湖的污染，搞得我們的領導很尷尬。我通過幾個月，搜集大量的數據和照片，準備起訴國家環保部，這個在當時來說，當局就覺得你這個農民膽子很大，他們就下手把我抓進去。
吳立紅說，有企業就向他明言，官員的貪腐讓他們可以肆無忌憚的漠視環保。有企業的老闆跟我說，我的排放要達標就無利潤，我還辦來幹嘛。他還很狂的說，公檢法的人我都擺平了，我提供他們的子女到國外留學，這些幹部出國考察的費用是我們出的，過年過節給他送禮，有的還在企業內有股份，是我們送的。
2005年，浙江東陽畫水鎮遭受化工園區的工業大規模污染，企業排放的氣體影響居民的健康，同時亦導致農田失收。村民發起大規模示威，圍堵化工廠。浙江環保人士來金彪等人，剛成立了環保組織“綠色沙龍”，前往實地考察，並接受境外媒體的採訪。來金彪說：化工廠造成的空氣污染導致周邊的綠色植物全部枯死，嬰兒夭折率高，村民大規模示威後，我們過去了解情況，當時有境外媒體致電採訪我，回去後，被指向境外非法洩露國家情報，我被刑拘。
來金彪認為，政府必須容許有獨立的民間環保組織，中國未來的環保工作才能有果效。政府建立的環保機構有的根本不作為，應該建立更多的民間環保機構，當政府的環保機構不作為時，民間的就可以督促他們。
而吳立紅就認為，要中國的環保工作有成效，必須嚴肅整頓污染企業與地方政府間的貪腐問題。同時要加大民間參與空間。例如環評，一定要有民眾參與，現在是沒有的，而且有些環評的數據都是虛假的。地方上官員的貪腐亦是關鍵，他們富貴，老百姓受苦，所以環保要達標，必先從貪腐著手。
兩人都認為中國民間環保人士的道路漫長而艱辛，但他們都不言悔。正如梁從誠所言，環保是“一場不可能打贏的戰爭”，但“不能因為贏不了就不打，就如人知道自己總是要死，但不能因為這樣就不好好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