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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長青籐名校當中，耶魯大學與中國淵源最深。中國第一個留洋學生容閎正是就讀於耶魯（一八四七年），他畢業回國，在曾國藩支持下促成第一波留學潮，這些晚清學童全部在耶魯落腳，鼎鼎大名的詹天佑就在其中。耶魯大學的“雅禮協會”，是第一個美中交流協會（成立於一九〇二年），“雅禮”正是耶魯的舊譯。國學大師趙元任曾在耶魯教語言；新中國國徽設計者、梁思成的太太林徽因也是耶魯栽培出來的，美國著名華裔設計師林攖是耶魯的驕傲，她正是林徽因的姪女。
蘇煒先生說，中國教育危機歸根到底就是“黨國體制”極權癌症的一種病變，但爲何國民黨時代也是黨國體制，卻仍有北大、清華、復旦、交大以及抗戰時代人才濟濟的西南聯大？那是因爲國民黨獨裁時期還能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而共產黨卻把教育這天下公器變爲“政教合一”的黨器，如此校園怎能栽培出滿門桃李？
就在最近，教育界噩耗連連，湖南湘鄉市和重慶彭水縣相繼發生學生踩踏慘案，死傷頗眾；河南新密發生高三學生自殺事件，這學生因家貧未能按時交“考試費”，又無錢賄賂老師，遂被逐到“慢班”坐冷板凳，更兼受不了校園腐敗和烏煙瘴氣，憤而服毒；山東臨沂某校領導借招聘新教職之機，向待聘女教師提出性勒索。這些案件只是冰山一角，説來大陸教育界的糜爛腐惡已為孔孟之後兩千數百年所未見。本為尊師重道而設的“教師節”，早淪爲“斯文掃地節”，此日送禮行賄的學生及家長魚貫而來，而教師視其貧富而親疏有別，學生之平等觀念從小就被連根拔掉，以致道德墮落“從娃娃做起”，班幹部向同學索賄，高年級生向低年級生敲詐，金錢、欲望和權力成了師生一體認同的人生坐標。
民國時期首任北大校長蔡元培論北大精神：“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次任校長蔣夢麟論曰：“本校裏面，各種思想能自由發展，不受一種統一思想所壓迫，故各種思想雖平時互相歧異，到了有某種思想受外部壓迫使，就共同來禦外侮。”
其實這種教育精神亦是當年在野的共產黨所力倡，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的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社論疾呼：“保障學術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學校行政”；“廢除黨化教育、保障教學自由”；“學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學内容受黨化思想的範圍都是最有害的事”；“教授治校制極值得讚美，教育行政機關只能處於輔助地位，黨部團部更無權干涉”；“大中學校校長成爲委任的官員，是極坏的制度，尤其是大學校長更應是極榮譽的職位，只有教授與學生的公意才能決定其去留”；“教科書的統制應該取消，讓學者根據民主與科學的精神而自由地編撰……學校内教師講學、學生討論的自由應該做到充分的保障”。
只要履行共產黨當年的主張，以中國人的聰明和刻苦，教育界當會桃李芬芳，萬紫千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