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后的生存

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死伤枕藉之馀,幸存者有成功逃亡到海外生活,但也有在中国境内继续被受欺压。不同的是,欺负者无需用枪枝,改而堵塞维生的机会,砸碎谋生的饭碗。但无论用尽任何方法,这群生活在困境中的人,未为自己昔日的行为感后悔!(刘云报道)
201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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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四月起,北京城内一群盼望政府正视社会歪风的学生,自发性发起和平游行示威,抗议官倒等贪腐的严重问题,未几,学生的诉求更获众大学的教授、知识份子,甚至,平民老百姓鼎力支持及参与。只不过,要求清廉及关顾民生的政府的诉求,最终在一辆辆坦克车驶进北京、一队队解放军擎枪操入天安门广场和不绝于耳的机关枪声响下,这场要求国家改革的运动,在铁蹄下被镇压下来。

有人被迫逃亡,有人却成阶下囚。

1989年才只得十九岁的赵庆,在这场民运中失去了十四年的自由,为的是他丢了军车上的矿泉水及抽烟。他说,当时自己在抽烟,但有人径自走来向他借火然后纵火烧军车,就这样他便被起诉”故意放火罪”。

2003年出狱了,但他至今仍找不到工作,因为身份已经被定性了。

“找工作困难,有谁要。一般来说在国内的单位都不会用服刑人员。”

跟赵庆同一命运的还有当年只得十八岁的孙宏,孙宏同样被起诉“故意放火罪”,被公安拘捕时,更遭他们暴力对待,他的一双门牙更被公安踢至飞脱了,2007年他刑满获释。但两年间,他仍是找不到一份工作。

孙的兄长说:他本来找一个单位包车,到奥运了,审查之后,又是六四,单位就说我们不能要你, 我们现在要稳定,所以,不能请,把他赶走了。

中国境内私人企业单位恐怕惹来官方找麻烦,遂拒予聘请当年曾参与六四民运的人士,这现象其实在官场上更是严重,除了不会聘请这类人士,连他们发展的机会,也会砸过稀巴烂。

当年受前总理赵紫阳的间接委托,劝导参与学运的学生们不要搞得过火的知识份子周舵,总括过去廿年的生活,他说“被活埋”了。他说:对,我这二十年等于是被活埋,你不管往那走,走不出几步你就发现有一堵墙在前面。我说我这廿年来,就像一个烈性传染病的带菌者,就好似现在猪流感的带菌者一样。肯定跟我接触或者做生意的人,肯定会有顾虑。

周舵说,面面碰壁的例子多不胜数,单以他所住的地方为例,当年经朋友介绍有一名投资者欲在其现有的地方建造一个渡假村,但是,最终渡假村的发展蓝图泡了汤。

他说:“听说是当时一个中共高层官员政治局常委宋平内部讲话时,点我的名,这些六四份子现在中去搞经济,他们一旦有经济实力就会给共产党搞乱,然后,上面一年四次派人来调查我,把投资商吓跑,我好几年也还也不了这个债。”

八九年,周舵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出任所长费孝通的助理,本是一份稳定安逸的工作,但是,他就踏上了这一条路,且数度被短期关押及软禁。廿年后的今天,他虽说为到自己当年走上这条路感到莫明其妙,不过,他说没有后悔,因为,到最后他们成功在那千钧一发间,通过与戒严部队的谈判,把学生和平地带离天安门广场,避免在广场内血流成河的悲剧。

他说,在八九学运中受牵连仍在国内生活的人,明显较海外的人生活差,不过,也有人可以发大财。但是,他要的生活就只不过是看书听音乐的简朴生活。

因八九学运被政府追捕,被迫逃亡到海外的学运领袖封从德说,他的海外生活非一般的生活,他完全进入精神领域的空间,从头开始接受宗教历史的知识,跟一般仍走在中国轨道上的人不同。他完全依靠自己拥有的电脑学识维生,从没有接受任何政府或团体的援助。

不过,他对当年用身躯阻挡军车的人之后所经历的遭遇及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深表同情,他明白这群人一直未被外界关注,生活的状况最差,所以,他说个人能力虽有限,但仍会尽力做。较早前,他将在学运中双腿被坦克车辗断的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的毕业生方政及其家人接到美国,和他一起住在一个斗室里。

当年被判囚18年的青年高鸿卫,两年前终于出狱,但要孤单一人应付生活压力,因为母亲早逝,父亲则在他入狱后的第九天与世长辞。没有接受太多教育,且身有病患的高鸿卫对当年自己参与八九民运的决定表示,当时全因良知驱动,并没有如其他人般想及什么民主、自由这类理念,他觉得天安门广场上的姐姐妹妹们被人欺负,他就觉得要保护他们,因为他相信每人均有生存的权利。可是,他却因“故意放火罪”被关在狱中十八年,

他说: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做的是应该的,是正义的,反正,我就觉得我不会为我自己做的事后悔,我没有为到自己做的事感到羞愧。

他说,即使现时他住在一间屋顶漏水的破烂屋子里,生活仍是三餐不继,但是,一旦再遇上有人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他仍会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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