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抑鬱指數再創新高 最大壓力來自政治與疫情

202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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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抑鬱指數再創新高 最大壓力來自政治與疫情 香港抑鬱指數再創新高,最大壓力來自政治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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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抑鬱指數再創新高!最新香港心理衛生會公布2020年抑鬱指數調查結果,當中「應關注」和「臨床組別」組群達23%,為過去5次相同調查中「最為令人擔心」。調查發現,逾六成人認為抑鬱來自政治社會事件和疫情。不過,記者發現,調查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進行,卻避談首位壓力源的政治因素,但只集中分析疫情。城大社會及行為科學副教授趙雨龍回應記者提問時,承認無加入政治分析,強調無自我審查,惟稱資金來源自勞福局,「有一定限制」。(李智智  報道) 

香港心理衛生會周四(21日)舉行記者會,公布「全港抑鬱指數調查2020」結果。調查於2020年8月至9月進行,透過網上問卷和電話訪問,訪問1,336人,對比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舉行的相同調查,發現港人抑鬱指數再創新高,形容情況「最令人擔心」,由過去穩定上升變成急速上升。 

按PHQ-9指引,抑鬱總分由最低0分至最高27分,當中總分達10至14分的受訪者,即「應關注」群組為14.6%,而總分達15分以上的「臨床組別」,即估計患有抑鬱症及需要接受專業治療,達8.4%,該兩個組群合共達23%,較2018年的調查的18.1%,有大幅攀升。 

另調查發現,18至44歲年齡組別、女性組群的抑鬱指數較高。而僅約一成受訪者面對抑鬱情緒會尋求專業人士協助,選擇睡覺紓壓的人佔最多,達逾四成,認為港人求助意欲低,亦有不少人不知道求助渠道。 

至於抑鬱來源,當中發現,政治社會事件和疫情是造成港人過去近半年首兩位的壓力來源,分為達65.2%和61.7%。 

該調查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進行,本台發現,政治社會事件位居首位壓力源,但調查分析中竟隻字不提,只以大篇幅分析疫情影響。 

參與調查計劃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趙雨龍博士就此回應本台提問時稱,調查已就社會狀況,新增「政治社會事件」和「疫情」為壓力源的選項,但承認無就社會事件詳細分析。 

趙強調,導致港人抑鬱指數上升,是源於疫情連帶政治事件在同一時間雙重衝擊,並非因單一因素造成,而社會事件對壓力影響眾所皆知,「壓力不分顏色」,不同政治光譜都有壓力。 

趙雨龍說:我們關心的不是服務對象是採取甚麼(政治)立場,而是事件對他有否造成壓力。這研究限制只是一個很簡略的社會調查,算不上是有深入調研。希望其他學術機構再做跟進研究。我們是沒有問那些問題,但大家從自身環境觀察,亦不難發現。當多樣事情來襲時,會令人感到無力,有些人家庭關係有張力和撕裂。因是不記名問卷,我們無意去找出甚麼人獨特對社會事件的反應。 

趙雨龍又否認有自我審查,指研究只按香港心理衛生會過去一貫方針進行,但就稱調查資金來源是勞工及福利局,有一定限制。 

趙雨龍說:勞福局有規限研究範圍和方法,包括由街站變成網上(問卷調查)都要獲批准。你問我作為學者,這研究有否自我審查,我不認為有。事實上,都要看財政來源在哪裡?是否容許有彈性,讓你去研究想建構的東西。 

至於疫情的有關壓力源分析,調查發現,大部分人認為與在疫情下減少人際交往,以及對自已和家人患病有關,另經濟問題亦成重要壓力源。 

香港心理衛生會總幹事程志剛表示,社會恐慌第五波疫情來臨,一連串無法控制和未知因素加大抑鬱情緒,面對經濟下行影響工作和生活,亦會引起社會「海嘯式」的抑鬱情緒。他建議,市民注意長期留家抗疫,要懂得處理與家人的互動,避免在討論時激起負面情緒,亦應該選擇正確的資訊渠道,以免引起不必要恐慌,重蹈「搶米、搶廁紙」覆轍。他又呼籲市民應該多關注精神健康,主動認識相關資訊,及早辨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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