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自由指數」再創新低　北京效應使港媒淪為官方喉舌

香港記者協會最新的「新聞自由指數」，評分降至只有26.2分，創有調查以來的最低紀錄，問卷回應率也創新低，記協引述有新聞工作者擔憂遭報復而不參與調查。有香港記者直言，擔心自身安危，不敢報道有可能觸犯《國安法》的題材；有媒體管理層表示，官方和媒體高層一齊施壓，使香港新聞從業員自我審查，被迫變成官方喉舌。評論指，中國效應使香港媒體變質。 

香港記者協會多年來都對香港新聞自由的狀況進行研究，最新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顯示，新聞界對香港新聞自由狀況的評分，只有26.2分，是自2013年開始建立「新聞自由指數」以來最低的評分。 

香港記協以往都開記者會，公布調查結果，今年只通過發新聞稿發布結果，指過去一年，香港採訪環境持續惡化，《蘋果日報》及《立場新聞》倒閉，以及有新聞工作者被控犯《國安法》後，香港多家新聞機構也相繼倒閉，引發新聞業界恐慌，新聞界因為顧忌批評北京或港府，自我審查的情況越見嚴重，使新聞資訊單一化，嚴重危害新聞自由。 

記協也表示，今年新聞界對調查的回應率，比去年大幅減少，有新聞工作者坦言，因為記協被查，擔心參與記協的調查會被報復。記協指，該情況也值得公眾關注。

前線記者：《國安法》下人人自危　不敢報道或觸碰紅線的題材 

有10年採訪經驗的香港記者張山形容，香港新聞界現時的環境，是他當記者以來最差。他表示，經歷《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等編採人員被拘捕的事件後，留下來的新聞工作者，都會有心理陰影，擔心步其後塵，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人，在選擇報道題材時，不會再以新聞價值判斷優先，而會先考慮風險。 

張山說：自己先過濾一些，有機會被懷疑犯《國安法》的議題，害怕我提到這個議題，可能已經有危險。我以前遇到想報道的題材不能做時，一定會向上級爭取，我現在已不會這樣做了，因為都知道大家都顧慮，不可能要求別人冒生命危險，幫你把想做的故事報道出去。 

港媒老闆以《國安法》為由　施壓編採人員只報道港府聲音 

《國安法》的紅線也影響媒體管理層對新聞的取向。在新聞機構做管理層的炎先生表示，媒體老闆常以《國安法》為借口，阻止編輯和記者跟進港府不想看到的議題，不僅是政治題材，影響市民日常生活的題材，在高層施壓下也無法報道。 

炎先生說：《國安法》的紅線，是現在媒體最怕的，媒體老闆也說怕犯《國安法》為理由，向編輯和記者施壓，所以有關海外流亡人士的消息，我們不能報。但好像防疫的議題，政府說要清零，一些專家的意見和政府不一樣， 也不讓說。不過，當政府批評他們，我們便能報道，使一些受眾朋友也會形容，香港很多媒體好像都變成官方媒體一樣。 

香港媒體管理層承認　港媒報道方向深受北京干預 

炎先生相信，北京和香港政府有向媒體高層施壓，直接干預報道的內容和取向，使香港媒體報道走向單一化，甚至變成官方的喉舌。 

炎先生說：從最上面壓下來，可能是從北京壓下來。例如有關習近平和中國成就等，你會發現所有媒體都會一起直播。比如說佩洛西到台灣，佩洛西是甚麼人不能提，蔡英文是總統不能提，我們只能寫佩洛西到台灣和蔡英文見面，你會發現看見香港大部分媒體都是這樣處理，他們是甚麼身份都被壓下去，你就能知道是後面有人給他們（高層）指令，我們也常常說：他們是不是又有任務了。 

炎先生憂慮，這種環境下培訓的新記者，失去了新聞人監督政府和追求真相的能力，只懂報道官方提供的資料，嚴重危害公眾的知情權。 

評論：香港新聞自由下滑　警示中國威權主義的危險 

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兆年也關注香港新聞自由的狀況，他表示，香港新聞自由狀況變差，不僅影響香港本身的政治發展和經濟地位，同時也反映，中國威權主義對自由世界構成的危機。 

黃兆年說：香港是一個非常顯著的例子，在過去享受高度的新聞自由，在沒幾年之間，新聞自由一直下滑，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中國因素，是中國威權主義外溢的效果，北京透過各種不同管道，嘗試影響和操縱境外媒體，香港只是中國因素負面影響的第一站。 

他表示，中國因素對台灣和「一帶一路」國家的新聞自由，也構成很大的影響，自由世界應該參考香港新聞自由惡化的個案，防範中國因素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記者：陳子非　責編：李世民　網編：江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