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蘋果日報》經歷了最黑暗的一日，亦見證了香港人有情有義的一面，人人搶購《蘋果》的實體報紙以示力撐，為其單日印刷量創下開報25年以來最高峰，多達55萬份，多位《蘋果》記者接受本台專訪時表示萬分感動，相信公司未來將會「愈打壓、愈強頑」。有記者卻亦感慨報道真相竟淪落至要逃亡；也有記者嘆喟「守護言論自由應該人人有責，何以現在變成只是《蘋果日報》的責任呢？」（覃曉言 報道）
「我們預視到老闆黎智英會有被捕的一天，亦知道《蘋果日報》遲早會被查封，即使早已有心理準備，原來這一天到來時，仍然會感到痛心、恐懼，但我們會繼續撐下去！」這是多位《蘋果日報》記者，經歷了這場打壓風暴後向本台訴說的心聲。
位於將軍澳工業邨的壹蘋果大樓，周二（11日）暫時回復平靜，業務運作如常，亦因應近200名警員逗留大樓搜查長達8小時，在疫情陰霾下，整幢大樓已經過全面消毒，但裡裡外外，抹不去警方大搜捕遺留下來的「白色恐怖」。
周一（10日）早上，現年72歲的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在何文田住所，被指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遭警方國安處人員登門拘捕，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的《蘋果日報》外勤記者阿昌（化名），目睹老闆黎智英被探員鎖上手扣，押上警方車輛，他當時心想：「這一天（老闆被捕）終於來臨了！」
阿昌說，黎智英雖不是首次被捕，但當《港區國安法》生效後，親眼看見這一幕畫面，仍然感到很震驚。周一（10日），他整天在外面跟著警方押解黎智英的車隊到不同地方，未有返回公司，但他從網上直播看到警方大規模搜捕公司，嚴重踐踏新聞自由，他感到十分憤怒。
阿昌在《蘋果日報》工作了近20年，一直沒想過轉行或者「搵工跳槽」，因為這間公司給予的待遇和福利，已是行內數一數二的好，他以為會做到退休為止，如今因為政治打壓，可能要中途離場，但當他看到眾多香港人以買股票及買報紙支持《蘋果》，心中重燃希望，他說希望可以奮戰至最後一刻。
阿昌說：覺得香港人都想珍惜（《蘋果日報》）這種另類的聲音，這就好像撐黃店的情況，你看（《蘋果》）股價都見到，由幾仙升至一元多近兩元，你會看到香港人（支持蘋果）是因很絕望，現在沒有（立法會）投票，唯有用鈔票去投票，即是幫忙的感覺，我聽到那刻是感到感動的，原來香港人會如此珍惜一份《蘋果日報》，我亦理解香港人為何會這樣做。
除了黎智英，包括《蘋果》社長張劍虹等多位高層亦同時被捕，並於稍後分別被押返壹蘋果大樓搜查，另一位《蘋果》資深記者阿文（化名）當時在公司，收到多位讀者報料，指大量警方車隊駛向將軍澳工業邨，相信是針對《蘋果》而來，他隨即與同事到地下「恭候」警方。他稱，最初只有一班便衣探員衝入大堂，隨後再看到逾百名機動部隊人員出現，非常「大陣仗」，儘管阿文多年來出入採訪現場見慣「大場面」，也意識到事態不尋常。
據《蘋果》內部消息透露，警方當時兵分多路直闖二樓編採重地，還有三樓行政部和四樓伺服器房，有指警方今次目標，除了位於二樓的黎智英等高層的辦公室，還有掌握《蘋果》財政的會計部，有警員在未有律師在場下，查閱會計部員工的電腦，並取走一批「蘋果慈善基金」文件、營業部部分合約及集團部分伺服器。
據了解，警方又要求所有人交出證件登記資料，還被要求透露住址，甚至要回答問卷，例如「你負責甚麼職務？」、「對這間公司有多少認知？」等。
阿文形容，當時警方將整幢大樓的出入口封鎖，要求在場同事到中庭集合，不准到餐廳買午餐，連到廁所解手或到茶水間，都被警員「陪同」監視，有剝奪人權之嫌。據他所知，他與多位同事都被要求登記住址，不確定警方會否藉這些資料展開新一波行動。他承認，事件的確令不少同事產生有形與無形的恐懼。
據了解，《蘋果》內部已通知員工留意座位有否可疑物品，例如被置放偷拍或竊聽裝置等，亦要有心理準備，隨時再遇警方到住所登門搜查。這對《蘋果》員工而言絕對是被打壓的夢魘，每天過著擔驚受怕的日子。
不過，阿文面對警方打壓，並不害怕，他苦笑說：「就算當時不透露個人資料，如果警方要拘捕你，或者對你作出調查，總會有方法收集我們這些員工的資料，我覺得是『冇得驚』，反而今次事件令到很多同事更加團結，激發大家對抗政權的鬥志。」
創辦於1995年的《蘋果日報》，多年來一直處於風口浪尖，由開報之初，被指在處理新聞手法，內容過分賣弄低俗情色、畫面血腥等，經常受到非議，但另一方面，因為敢言作風，揭露多宗高官政權或富商霸權醜聞的調查報道，長期在香港輿論佔據重要角色，早年已被不少大集團抽廣告杯葛，更一直是政府或建制派「眼中釘」。
到底《蘋果》「老臣子」如何看《蘋果》的命運？
入行20多年的資深記者阿生（化名）是由《蘋果》開報工作至今的員工之一，與《蘋果》一同經歷過無數風風雨雨、高低跌宕，但他坦言對今次事件感到不樂觀。他指過去一年反修例運動，《蘋果》的報道極具影響力，觸動到中共神經，公司早已預計隨時被查封，一直抱持「做到幾耐得幾耐」的態度，很多記者依舊積極做訪問報道，但有部分人已為自己和家人鋪排後路，準備在公司宣告「壽終正寢」時，轉行或移民外國。
阿生多年來走訪社會新聞，揭露弱勢社群的生活哀歌，去年亦有走上前線採訪抗爭場面，看到當權者與社會的荒謬，他感慨地說：「在大時代當記者報道真相，竟然要做到大逃亡，然而，社會上仍有人不認為有問題，這才是最悲哀的！」他稱自己也有計劃離開香港，因為不再相信這個政權。
資深記者阿琪亦是「老臣子」之一，由早年在外面採訪時，遭到市民批評公司作風，或者被抨擊為「毒果」記者，到了近年《蘋果》公信力榮升收費報章第二位，每天收到大量讀者要求跟進報道投訴個案，或揭露社會陰暗面，變成體現香港人核心價值的傳媒機構，他認為今次公司會「愈打壓、愈健壯」。
阿琪說：其實我對這間公司的前景，由一間私人做生意的公司，變成了香港人核心價值的公司，即（香港人）不會想《蘋果》結束，就會想很多方法來支持《蘋果》，我覺得是愈打壓，她會更加健壯，（今次事件）根本大家早已預計到，在《國安法》實施後，感受會更加深，反而昨天的事會令到大家和香港人有一個警醒。我們作為傳媒會繼續謹守崗位，撐到最後一刻，不會理會太多。
阿琪回憶，2004年曾目擊廉政公署就一宗法庭案件搜查《蘋果》時，仍然依足規矩，只按法庭搜查令，只會搜查某位負責同事的座位，但今次警方「完全無法可依」，極不專業，手法形同第三世界國家所為。
另一位入行20多年的阿美（化名）亦見慣公司遭到無理打壓，但她對今次事件滿腹疑問，嘆喟：「今次關乎香港所有人的言論及新聞自由，為何有人會認為言論自由可以任人踐踏呢？守護言論自由，應該人人都有責任，何以現在變成只是《蘋果日報》的責任呢？其他人到底有甚麼想法呢？」
「就算做足十萬個心理準備，原來發生的一刻，內心仍然充滿恐懼！」入行約10年的港聞組記者阿恩（化名）就說。周一早上阿恩剛睡醒，驚悉警方大搜捕行動，即飛奔返公司支援，但其座位已被列入封鎖範圍。她說當天遭警員多番阻撓拍攝，又不能返座位工作，看見老闆黎智英與社長張劍虹被押返辦公室，感到非常絕望，但她仍然咬著唇，忍著怒氣、淚水與恐懼，謹守崗位完成報道，過了漫長又難過的一天。她叮囑親友支持《蘋果》。阿恩說，儘管前路遙遙不知怎樣走下去，她希望盡自己能力所及，與公司共同進退，唇亡齒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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