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蘋果日報》經歷了最黑暗的一日,亦見證了香港人有情有義的一面,人人搶購《蘋果》的實體報紙以示力撐,為其單日印刷量創下開報25年以來最高峰,多達55萬份,多位《蘋果》記者接受本台專訪時表示萬分感動,相信公司未來將會「愈打壓、愈強頑」。有記者卻亦感慨報道真相竟淪落至要逃亡;也有記者嘆喟「守護言論自由應該人人有責,何以現在變成只是《蘋果日報》的責任呢?」(覃曉言 報道)
「我們預視到老闆黎智英會有被捕的一天,亦知道《蘋果日報》遲早會被查封,即使早已有心理準備,原來這一天到來時,仍然會感到痛心、恐懼,但我們會繼續撐下去!」這是多位《蘋果日報》記者,經歷了這場打壓風暴後向本台訴說的心聲。
位於將軍澳工業邨的壹蘋果大樓,周二(11日)暫時回復平靜,業務運作如常,亦因應近200名警員逗留大樓搜查長達8小時,在疫情陰霾下,整幢大樓已經過全面消毒,但裡裡外外,抹不去警方大搜捕遺留下來的「白色恐怖」。
周一(10日)早上,現年72歲的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在何文田住所,被指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遭警方國安處人員登門拘捕,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的《蘋果日報》外勤記者阿昌(化名),目睹老闆黎智英被探員鎖上手扣,押上警方車輛,他當時心想:「這一天(老闆被捕)終於來臨了!」
阿昌說,黎智英雖不是首次被捕,但當《港區國安法》生效後,親眼看見這一幕畫面,仍然感到很震驚。周一(10日),他整天在外面跟著警方押解黎智英的車隊到不同地方,未有返回公司,但他從網上直播看到警方大規模搜捕公司,嚴重踐踏新聞自由,他感到十分憤怒。
阿昌在《蘋果日報》工作了近20年,一直沒想過轉行或者「搵工跳槽」,因為這間公司給予的待遇和福利,已是行內數一數二的好,他以為會做到退休為止,如今因為政治打壓,可能要中途離場,但當他看到眾多香港人以買股票及買報紙支持《蘋果》,心中重燃希望,他說希望可以奮戰至最後一刻。
阿昌說:覺得香港人都想珍惜(《蘋果日報》)這種另類的聲音,這就好像撐黃店的情況,你看(《蘋果》)股價都見到,由幾仙升至一元多近兩元,你會看到香港人(支持蘋果)是因很絕望,現在沒有(立法會)投票,唯有用鈔票去投票,即是幫忙的感覺,我聽到那刻是感到感動的,原來香港人會如此珍惜一份《蘋果日報》,我亦理解香港人為何會這樣做。
除了黎智英,包括《蘋果》社長張劍虹等多位高層亦同時被捕,並於稍後分別被押返壹蘋果大樓搜查,另一位《蘋果》資深記者阿文(化名)當時在公司,收到多位讀者報料,指大量警方車隊駛向將軍澳工業邨,相信是針對《蘋果》而來,他隨即與同事到地下「恭候」警方。他稱,最初只有一班便衣探員衝入大堂,隨後再看到逾百名機動部隊人員出現,非常「大陣仗」,儘管阿文多年來出入採訪現場見慣「大場面」,也意識到事態不尋常。
據《蘋果》內部消息透露,警方當時兵分多路直闖二樓編採重地,還有三樓行政部和四樓伺服器房,有指警方今次目標,除了位於二樓的黎智英等高層的辦公室,還有掌握《蘋果》財政的會計部,有警員在未有律師在場下,查閱會計部員工的電腦,並取走一批「蘋果慈善基金」文件、營業部部分合約及集團部分伺服器。
據了解,警方又要求所有人交出證件登記資料,還被要求透露住址,甚至要回答問卷,例如「你負責甚麼職務?」、「對這間公司有多少認知?」等。
阿文形容,當時警方將整幢大樓的出入口封鎖,要求在場同事到中庭集合,不准到餐廳買午餐,連到廁所解手或到茶水間,都被警員「陪同」監視,有剝奪人權之嫌。據他所知,他與多位同事都被要求登記住址,不確定警方會否藉這些資料展開新一波行動。他承認,事件的確令不少同事產生有形與無形的恐懼。
據了解,《蘋果》內部已通知員工留意座位有否可疑物品,例如被置放偷拍或竊聽裝置等,亦要有心理準備,隨時再遇警方到住所登門搜查。這對《蘋果》員工而言絕對是被打壓的夢魘,每天過著擔驚受怕的日子。
不過,阿文面對警方打壓,並不害怕,他苦笑說:「就算當時不透露個人資料,如果警方要拘捕你,或者對你作出調查,總會有方法收集我們這些員工的資料,我覺得是『冇得驚』,反而今次事件令到很多同事更加團結,激發大家對抗政權的鬥志。」
創辦於1995年的《蘋果日報》,多年來一直處於風口浪尖,由開報之初,被指在處理新聞手法,內容過分賣弄低俗情色、畫面血腥等,經常受到非議,但另一方面,因為敢言作風,揭露多宗高官政權或富商霸權醜聞的調查報道,長期在香港輿論佔據重要角色,早年已被不少大集團抽廣告杯葛,更一直是政府或建制派「眼中釘」。
到底《蘋果》「老臣子」如何看《蘋果》的命運?
入行20多年的資深記者阿生(化名)是由《蘋果》開報工作至今的員工之一,與《蘋果》一同經歷過無數風風雨雨、高低跌宕,但他坦言對今次事件感到不樂觀。他指過去一年反修例運動,《蘋果》的報道極具影響力,觸動到中共神經,公司早已預計隨時被查封,一直抱持「做到幾耐得幾耐」的態度,很多記者依舊積極做訪問報道,但有部分人已為自己和家人鋪排後路,準備在公司宣告「壽終正寢」時,轉行或移民外國。
阿生多年來走訪社會新聞,揭露弱勢社群的生活哀歌,去年亦有走上前線採訪抗爭場面,看到當權者與社會的荒謬,他感慨地說:「在大時代當記者報道真相,竟然要做到大逃亡,然而,社會上仍有人不認為有問題,這才是最悲哀的!」他稱自己也有計劃離開香港,因為不再相信這個政權。
資深記者阿琪亦是「老臣子」之一,由早年在外面採訪時,遭到市民批評公司作風,或者被抨擊為「毒果」記者,到了近年《蘋果》公信力榮升收費報章第二位,每天收到大量讀者要求跟進報道投訴個案,或揭露社會陰暗面,變成體現香港人核心價值的傳媒機構,他認為今次公司會「愈打壓、愈健壯」。
阿琪說:其實我對這間公司的前景,由一間私人做生意的公司,變成了香港人核心價值的公司,即(香港人)不會想《蘋果》結束,就會想很多方法來支持《蘋果》,我覺得是愈打壓,她會更加健壯,(今次事件)根本大家早已預計到,在《國安法》實施後,感受會更加深,反而昨天的事會令到大家和香港人有一個警醒。我們作為傳媒會繼續謹守崗位,撐到最後一刻,不會理會太多。
阿琪回憶,2004年曾目擊廉政公署就一宗法庭案件搜查《蘋果》時,仍然依足規矩,只按法庭搜查令,只會搜查某位負責同事的座位,但今次警方「完全無法可依」,極不專業,手法形同第三世界國家所為。
另一位入行20多年的阿美(化名)亦見慣公司遭到無理打壓,但她對今次事件滿腹疑問,嘆喟:「今次關乎香港所有人的言論及新聞自由,為何有人會認為言論自由可以任人踐踏呢?守護言論自由,應該人人都有責任,何以現在變成只是《蘋果日報》的責任呢?其他人到底有甚麼想法呢?」
「就算做足十萬個心理準備,原來發生的一刻,內心仍然充滿恐懼!」入行約10年的港聞組記者阿恩(化名)就說。周一早上阿恩剛睡醒,驚悉警方大搜捕行動,即飛奔返公司支援,但其座位已被列入封鎖範圍。她說當天遭警員多番阻撓拍攝,又不能返座位工作,看見老闆黎智英與社長張劍虹被押返辦公室,感到非常絕望,但她仍然咬著唇,忍著怒氣、淚水與恐懼,謹守崗位完成報道,過了漫長又難過的一天。她叮囑親友支持《蘋果》。阿恩說,儘管前路遙遙不知怎樣走下去,她希望盡自己能力所及,與公司共同進退,唇亡齒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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