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初選案」周三（19日）續審，何桂藍指香港從未有人見證民主派取得35+議席，故是否憲制武器和會引發的是「危」還是「機」，需視乎當權者反應。何解釋參選是望推進社會運動。何桂藍直言早在2011年已認為應否決預算案，形容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是「公共財政黑洞」。
憲政危機非必然負面
本案踏入第87日審訊，何桂藍的代表大律師Trevor Beel在庭上就戴耀廷把民主派在立法會中取得過半議席形容為「大殺傷力憲制武器」，問何桂藍是否同意戴的說法。何回應指被稱為憲制武器的東西，包括彈劾、投不信任票及否決預算案等，而她的理解，是憲制武器可能引發憲政危機，惟她指「crisis（危機）」是個更好或更壞的轉捩點，「佢唔係必然係負面……危同機都係雌雄同體嘅啫」。
何續指，從來沒人見證過香港出現民主派取得35或以上立法會議席，故是否憲制武器，以及是會引發「危」還是「機」，需視乎當權者反應。她又補充，如特首及立法機關均是民選，兩者間的矛盾可自行解決，但由於香港特首並非民選，甚至可說是由北京「欽點」，在香港有數百萬人不同意下，才造成憲制危機，「幾百萬人反對中央呢樣嘢（特首），對中央係好大殺傷力」。
望立法會選舉能推進社會運動
何又同意，自己是抗爭派，及提出抗爭派有4樣條件，包括承認2020年立法會是沒法做到落實政策倡議功能；考慮行動時不會以DQ或議席作考慮；每一法例及草案都要盡力審議，以及有機會與政府談判。
至於為何萌生參選念頭時，何指在2019年的社會運動，很早已演化成民主運動，如要為運動取得民意授權，立法會選舉是必須要走的路，因政府必須回應選舉結果，而她希望立法會選舉能推進社會運動，故在得悉戴耀廷跟區諾軒辦協調便聯絡區。她又指，在2019年12月時思考不再做記者，並想在2019年社會運動中找出崗位，及後冒起參選念頭，亦因當時社運是沒領袖及面孔（faceless），而她當時「好遺憾大家辨識到我」，同意自己是個「顯著人物」。
早決定不接受公民投票外的協調方案
何桂藍亦補充，難把自己界定在任何一個2019年前存在的政治派系中，並形容自己為「單一議題參選人」，只想把「運動精神」帶入立法會選舉，而她認為在眾多選區中，新界東選民「最習慣」及重視政治辯論，因此選擇新界東選區參選。
法官陳慶偉之後問及何供稱的「運動精神」，究竟具體所指是甚麼；何解釋，指在2019年的運動有很多精神，自己就有望有身位去演繹「攬炒」這回事，包括把自己對攬炒的定義、當時的無領袖、去中心化狀態，以及如何融和「兄弟爬山」和「齊上齊落」的矛盾等議題帶進議會。
何桂藍又表示，基於在2018年民主派曾辦立法會補選初選的經驗，她當時在出席協調會議前，已決定不接受公民投票外的協調方案，亦認為所有協議應盡量公開。她又透露，在新界東首次協調會議上，各人曾輪流就辦民調或公民投票表態，當時另一同案被告劉穎匡曾斬釘截鐵提出要初選，她亦「補刀」同意，雖有與會者擔心資源問題而不傾向初選，但沒有人表示一定辦民調，最終由戴耀廷總結要辦初選。另外，該次會議亦處理「Plan B」問題，在沒爭議下決定選用「靈童制」。而就題為「35+計劃」及「35+計劃——民主派新界東協調機制協議」兩份文件，何表示自己當時沒有收過或獲傳閱。
如預算案內有議員沒法審核項目便應投反對票
Trevor Beel及後問何有關否決預算案的討論及其立場；何回應指自己任職記者時已跟進立法會新聞，當時已覺得需要否決預算案，解釋指立法會不能為公共醫療系統「加一個鏰」，議員只可就預算案的細項減錢，卻不可以增加撥款或增加項目，亦不可改變該年度的財政開支方向，加上預算案內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讓政府可把一些不受歡迎的大工程分拆成多個小工程，再與其他沒爭議的工程綑綁，迫使立法會通過撥款，形容是「公共財政黑洞」，認為不論是否有「35+計劃」，當議員見到預算案內有自己沒法審核的東西，便認為應投下反對票，才是履行議員的憲制責任。她續指，即使落實「五大訴求」，如「公共財政黑洞」及政府仍透過程序規避議員監察，她仍會就預算案投下反對票。
聆訊周四（19日）繼續。
案件編號：HCCC69/2022
記者：吳婷康/程文 責編/網編：畢子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