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响之后 | 8964: 不能遗失的时代密码(六四之五)

2019-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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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响之后 | 8964: 不能遗失的时代密码(六四之五)

韩国光州事件亲历者林性旭:“我和其他伤者被押上军车,大家都痛得不断呻吟,士兵用刀刺我们。”

台湾二二八受难家属王克雄:“我爸爸被杀那是一时之痛;但是我妈妈,她是一生之痛。”

天安门母亲张先玲:“我后悔一句话,(王楠)走以前问我:妈妈,你说会开枪吗?我说不会的,四人帮的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怎么可能开枪呢?”

20世纪的东亚地区,先后发生了政府暴力镇压民众政治改革和平请愿的事件。此后,韩国、台湾浴血重生,实现民主化转型,而中国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韩国光州事件:“揭露真相是一个常识和正义的问题。”

1979年年底,实行独裁统治长达16年的韩国总统朴正熙被暗杀,陆军少将全斗焕夺取政权,工人、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要求重建民主制度。离首尔两百多公里的光州,虽然一直被忽视,但当时民众的抗争规模宏大。

1980年5月18日,全斗焕派兵到光州镇压。当时军方的行动代号是“华丽的假期”。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当时的学运基地,全南大学和朝鲜大学。

林性旭当年就是和武装部队对峙的大学生之一。

林性旭:“我为我所做的感到骄傲 。 作为一名教授或者记者,如果政府犯了任何错,不论是现在还是从前的,我们都要批评 。”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死里逃生的运气。 1980年5月21日,戒严部队仍然未能控制局势。他们接到上级指令,决定开枪扫射平民,血洗光州。

这段历史前年被拍成电影《逆权司机》,在全球引发热议。有中国网民直言:中国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正和韩国的光州事件类似。但这些评论很快被删得干干净净。
韩国总统文在寅:“揭露真相与自由主义者或保守派无关,这是一个常识和正义的问题。这关乎保护所有韩国人民所必须共同培育的民主价值。”

今天光州事件可以被搬上大银幕,可以公开讨论。但当年韩国政府用尽一切手段封锁消息。

当时三十出头的罗庚沢是光州《全南日报》的摄影记者。

罗庚沢:全光州的印刷厂都关闭了。我们找到光州附近的一个印刷厂,老板又不愿意帮忙。 最后记者无法报道任何关于光州起义的消息。我们亲眼目睹市民像狗一样被拖拽、被杀害,但我们连一句都不能写。所以所有记者决定集体辞职。

不过罗庚沢并没有停止纪录真相。他冒着生命危险,隐蔽起来继续拍照。这些他用生命换回来的照片一直就藏在他家的天花板里,有些就交给了外国记者。直到1987年,有教会神父把这些照片结集成书,透过教会的网络,这些珍贵的照片得以重见天日,在韩国广为流传。

1987年6月,上百万韩国民众在全国各地示威抗议,史称“六月民主运动”,终于迫使全斗焕交出政权,实现韩国第一次真正的总统和国会直选。卢泰愚成为韩国真正意义上首位民选的总统。他向光州事件受害者家属发公开信,首次承认光州事件是韩国民主化过程的一部份。社会开始打破禁忌、公开讨论,全斗焕被送上法庭,受害者家属得到赔偿,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平反。

光州事件平反,并没有让韩国陷入动乱,相反,社会经济局势反而更加稳定,韩国自此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政治生态走进良性循环,公民社会得以建立,民众能够命运自决,人人参政议政,社会经济局势更加稳定。

知韩文化协会执行长朱立熙:“透过社会运动,给政府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民主化要求。”

如今,光州事件的遇难者长眠于光州郊区的国立五一八民主公墓,他们被视作为韩国政治民主化而牺牲的国家英雄。

“ 台湾社会不会忘记二二八。”


台湾也同样经历过不堪回首的白色恐怖。

二战后,多数台湾人原本对新的国民政府满怀期望,但不久却发现政府官员贪污腐败,鱼肉乡民。加之新近迁台的外省人与被日本殖民近半世纪的台湾人在文化、语言与价值观上充满矛盾,省籍冲突一触即发。

1947年2月27日,台北查缉私烟造成民众死伤,引爆民怨。次日群众抗议,演变为大规模的反抗政府行动,本省人对外省人报复攻击。国民政府动用军队镇压,伤亡人数众说纷纭。根据行政院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总计死亡人数约18,000人至28,000人左右。

二二八事件是罹难者的家属一辈子的伤痛,两岁多失去父亲的王克雄,小时候不懂事,只记得母亲带着他到处认尸。  

王克雄:“我妈就背着我的弟弟,牵着我的手,那时候第一也没什么钱,第二交通也不方便,常常都是走路走很远的路,去看尸体是不是我爸爸。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至少数万名民众在白色恐怖时期死亡、失踪、遭受监禁。戒严时期,政府推行国语,打压方言,形成本省与外省人的族群对立。

二二八事件成为政治禁忌,受难家属遭受严密监控。社会大众对政治议题转为疏离与冷漠。

王克雄:“我们不要跟人家讲我爸爸是二二八受害,就是担心受岐视,那时候大家都非常人人自危。二二八,你根本不敢讲说有这件事情。”

1980年代后期,台湾社会陆续出现多次民主化运动。1987年,郑南榕、李胜雄和陈永兴等人倡议,发起“二二八和平日”运动,要求查明真相,平反二二八。在海内外公民团体陆续支持下,成功迫使政府逐渐让步。7月15日,蒋经国在民意压力之下,宣布解除台湾长达38年戒严。

朱立熙: “在解除戒严的前一年,1986年的9月28号,民进党已经违法先成立了。  但是蒋经国知道民进党的成立已经是挡不了的趋势,他当时讲了一句话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默认了民进党的存在,第二年最终就解除了戒严。”

次年,台湾踏上民主化道路。

1995年,时任总统李登辉公开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道歉:

李登辉:“(亲耳听到登辉)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

各地陆续为受难者建立纪念碑,后来2月28日被订定为和平纪念日,政府对受难者家属赔偿,恢复名誉,进行追思。

台湾总统蔡英文:“ 台湾社会不会忘记二二八。”

六四平反,还有希望吗?

而在中国,三十年前的六四事件至今仍是禁忌。

王克雄:“六四跟二二八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两个事件都是在和平的时候发生的,还有都是军队杀老百姓,没有武装的老百姓。而且受害的大部分是青年人,都是因为要求民主,都是要求贪腐的问题要改变,结果反而是他们受害。结果这样的杀害达到独裁统治者的目的,接着就完全静下来,没有人再敢谈民主。”

201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周围警车环伺,北京气氛肃杀,网络管控空前严厉。年轻一代或者根本不知道三十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什么,或者相信“杀一小部分人”是值得付出的“最小代价”。

三十年来,六四受难者群体“天安门母亲”一直处于政府的全面监控之下,无法自由地祭奠他们的亲人。如今,他们大多已进入耄耋之年,55位难属已相继离世,而他们关于“真相、赔偿和问责”的基本诉求如石沉大海。

“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儿子王楠在1989年6月3日晚上骑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6月4日凌晨,被戒严部队开枪击中头部,去世时年仅19岁。她的丈夫王范地前年去世,他没有等到儿子昭雪的那一天。

张先玲:“(王楠的)火化证明的时候它就把枪伤去掉了,光写了一个在外死亡,这就说明当时肯定是有这样一种指示,不能说是打枪打死的,(但是在死亡报告单上)是枪伤在外死亡。”

从血腥镇压到平反昭雪,韩国的光州事件用了7年时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用了40多年。六四事件至今已经30年,平反,还有希望吗?

朱立熙:“韩国跟台湾已经走过这条路了,中国面对这样的趋势,没有理由开民主的倒车。

在一片死寂中,仍然有人记得,他们以各种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悼和思念。

朱立熙:“在高压控制之下,人民的声音发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不要低估了人民的力量。”

张先玲:“王范地,你在上面可以看到你儿子了吧,你们一定要保佑我们大家身体健康,我们的抗争早日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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