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一天24小时这样度过吗？8小时睡觉、2小时吃饭休息、8小时上班上课、6小时在上班上学的路上。这样的时间规划对许多成年人来说都无法想象，但却是许多中国山区儿童为了上学而不得不接受的安排。
在各大城市中，北京儿童上学平均耗时最长，约11.3分钟，上海和武汉的儿童日常上学距离最远、接近两公里。但这与农村儿童上学的距离相比却微不足道。据教育公益组织歌路营的调查，农村小学生平均单程上学距离为5.4公里，初中生距离为17.5公里，很多学生每天上学往返甚至要花4到5个小时。《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就近入学”是儿童的基本权利，那么为什么中国乡村的道路上每天奔波着这么多长途上学的孩子？
农村小女孩：“我们从家里走到学校，都是要三个小时的。”
其实，从90年代末的“撤点并校”起，农村孩子就踏上漫漫求学路。2001年中国政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小学数量从55万所骤减到26万所，10年内减了一半之多。 撤点并校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路程的变远和校车的缺乏，使得大多数的孩子们需要徒步几个小时上学, 有的学生乘坐拖拉机、摩托车、三轮车等安全系数很低的交通工具每天辗转到达学校。奔波的路途和崎岖的山路，使得求学之路对这些儿童来说变得更加艰难危险。
让人望而却步的漫漫上学路使得寄宿成为了部分山区学生的选择。然而，寄宿却凸显了更多严重的问题。首先，因为大多数农村寄宿学校缺少资金和硬件规划，许多学校的寄宿环境非常差，有三分之一多的学生每人平均宿舍面积不到3平方米。其次，寄宿费用成为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家长们额外的经济开销。再者，大多数的寄宿学生都是父母一方或双方都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因为长期缺乏家庭的关爱，他们面临着许多潜在的心理问题。《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显示，每十个学生里超过6个学生有抑郁倾向、超过3个学生表示每月受到2-3次的欺负。生活的困境和家人的缺失，让这些低龄学生的心灵承担着孤独的考验。
农村小男孩：“爸爸你好好打工，我们在家里好好学习。”记者：“你妈妈呢？”“农村小男孩哭诉妈妈嫁了。”农村小女孩：“爸爸我已经三年没有见到你了，我希望今年过你那你来看我们。” 记者：“你想你妈妈不想呢？”农村小男孩哭诉：“不想，她经常没有给我打电话。”
实际上全球许多国家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撤点并校”，就拿美国来说，为了整合边远地区小型学校资源，提高学校质量，全美国的学区由1961年的三万六千多（36402）个下降到1970年的近一万八千（17995）个，也是在十年中减少一半左右。 但在撤校的同时，政府在校车、师资等教育资源上提供了充分的支持。然而在中国，撤点并校在责任的划分上自始至终都模糊不清，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教师与学生各应担负多少政策成本，撤点的标准以及风险的控制等，全都缺乏细致、严谨的依据。
由于地方政府得到了中央政治的激励，并且政策也符合当地的经济利益，因而为了追求“快准狠”执行效率的地方政府忽略了学生和家庭的真实需要。在撤点并校的政策下，身为主角的学生们却成了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最后不得不为失败的政策和机制买单。
回望在学校撤并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喊出了“我市的目标是在三年内完成，力争两年”，“全省有小学 13372所，今年必须调整到 9000所以内”等运动式的口号。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从大跃进时期的 “村村有小学，队队有中学”和文革期间“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式改革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事与愿违的决策制定都与百姓实际需要严重脱节。
当一个政策被适得其反地一层层执行后，因为没有能让底层百姓向上反应、汇报和监督的有效途径，最后导致后知后觉的政府在2012才宣布“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但是，即便在2012年之后，山区孩子上学远的问题也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比如前段时间走红网络的“冰花男孩” 王福满上学单程就需要步行一个半小时。王福满因为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各界争相为他解决问题。可数以百万的冰花男孩女孩的问题谁来关注？撤点并校11年而导致的乡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难道在下一个11年才能得到解决吗？
撰稿：郭亚萨
视频制作：郭亚萨
监制：张果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