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中國鄉村兒童上學之路如此艱難？| 十萬個爲什麼

你能想象一天24小時這樣度過嗎？8小時睡覺、2小時喫飯休息、8小時上班上課、6小時在上班上學的路上。這樣的時間規劃對許多成年人來說都無法想象，但卻是許多中國山區兒童爲了上學而不得不接受的安排。

在各大城市中，北京兒童上學平均耗時最長，約11.3分鐘，上海和武漢的兒童日常上學距離最遠、接近兩公里。但這與農村兒童上學的距離相比卻微不足道。據教育公益組織歌路營的調查，農村小學生平均單程上學距離爲5.4公里，初中生距離爲17.5公里，很多學生每天上學往返甚至要花4到5個小時。《義務教育法》明文規定“就近入學”是兒童的基本權利，那麼爲什麼中國鄉村的道路上每天奔波着這麼多長途上學的孩子？

農村小女孩：“我們從家裏走到學校，都是要三個小時的。”

其實，從90年代末的“撤點並校”起，農村孩子就踏上漫漫求學路。2001年中國政府“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佈局”。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農村小學數量從55萬所驟減到26萬所，10年內減了一半之多。 撤點並校的後果是顯而易見的。路程的變遠和校車的缺乏，使得大多數的孩子們需要徒步幾個小時上學, 有的學生乘坐拖拉機、摩托車、三輪車等安全係數很低的交通工具每天輾轉到達學校。奔波的路途和崎嶇的山路，使得求學之路對這些兒童來說變得更加艱難危險。

讓人望而卻步的漫漫上學路使得寄宿成爲了部分山區學生的選擇。然而，寄宿卻凸顯了更多嚴重的問題。首先，因爲大多數農村寄宿學校缺少資金和硬件規劃，許多學校的寄宿環境非常差，有三分之一多的學生每人平均宿舍面積不到3平方米。其次，寄宿費用成爲了在外打工的農民工家長們額外的經濟開銷。再者，大多數的寄宿學生都是父母一方或雙方都外出打工的留守兒童，因爲長期缺乏家庭的關愛，他們面臨着許多潛在的心理問題。《農村寄宿制學校學生髮展報告》顯示，每十個學生裏超過6個學生有抑鬱傾向、超過3個學生表示每月受到2-3次的欺負。生活的困境和家人的缺失，讓這些低齡學生的心靈承擔着孤獨的考驗。

農村小男孩：“爸爸你好好打工，我們在家裏好好學習。”記者：“你媽媽呢？”“農村小男孩哭訴媽媽嫁了。”農村小女孩：“爸爸我已經三年沒有見到你了，我希望今年過你那你來看我們。” 記者：“你想你媽媽不想呢？”農村小男孩哭訴：“不想，她經常沒有給我打電話。”

實際上全球許多國家也曾經歷過類似的“撤點並校”，就拿美國來說，爲了整合邊遠地區小型學校資源，提高學校質量，全美國的學區由1961年的三萬六千多（36402）個下降到1970年的近一萬八千（17995）個，也是在十年中減少一半左右。 但在撤校的同時，政府在校車、師資等教育資源上提供了充分的支持。然而在中國，撤點並校在責任的劃分上自始至終都模糊不清，教育主管部門與學校、教師與學生各應擔負多少政策成本，撤點的標準以及風險的控制等，全都缺乏細緻、嚴謹的依據。

由於地方政府得到了中央政治的激勵，並且政策也符合當地的經濟利益，因而爲了追求“快準狠”執行效率的地方政府忽略了學生和家庭的真實需要。在撤點並校的政策下，身爲主角的學生們卻成了政策的被動接受者，最後不得不爲失敗的政策和機制買單。

回望在學校撤併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喊出了“我市的目標是在三年內完成，力爭兩年”，“全省有小學 13372所，今年必須調整到 9000所以內”等運動式的口號。是不是聽起來很熟悉？從大躍進時期的 “村村有小學，隊隊有中學”和文革期間“小學不出村，初中不出隊，高中不出社”的口號式改革到今天，我們看到這些事與願違的決策制定都與百姓實際需要嚴重脫節。

當一個政策被適得其反地一層層執行後，因爲沒有能讓底層百姓向上反應、彙報和監督的有效途徑，最後導致後知後覺的政府在2012才宣佈“堅決制止盲目撤併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但是，即便在2012年之後，山區孩子上學遠的問題也並沒有得到有效改善。比如前段時間走紅網絡的“冰花男孩” 王福滿上學單程就需要步行一個半小時。王福滿因爲受到全社會廣泛關注，各界爭相爲他解決問題。可數以百萬的冰花男孩女孩的問題誰來關注？撤點並校11年而導致的鄉村孩子上學難的問題，難道在下一個11年才能得到解決嗎？

撰稿：郭亞薩

視頻製作：郭亞薩

監製：張果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