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是否真的崛起？眼下他们正面临着新冠疫情衍生的政治大考。是奋臂一呼，向中国政府追责，还是继续默默承受，岁月静好？又或是向统治集团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但同样值得追问的是，他们的选择是否能左右中国的历史？
武汉疫情曾激起千万民众对政府欺暪与失能的愤慨，但被封闭在高楼间的中产阶级住户，却在深夜高唱红歌，缓解心理的压抑。
矛盾现象的背后，潜藏着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凸显出他们的精神困境。
中产阶级的精神困境
一方面，中产阶级群体在疫情期间有政治觉醒的迹象。
因为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的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属于体制内的中产阶级，他生前的呼吁“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早已在社媒上广为传播。
前武汉大学教师郑灿也察觉到身边政治意识觉醒的信号，“通过这次疫情，他们感受到了这样一个不透明、不公开的社会，会对他们的切身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郑灿是前武汉大学教师，他口中的“他们”，是指他身边和他境况相似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疫情中觉醒的人正越来越多。以艾晓明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以李文亮医生去世为契机，呼吁中国政府实行言论自由的公开信，在发出当天就收到社会各界360个实名联署。
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告诉本台，“应该说，它（新冠疫情）是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一个在促进民众觉醒方面最大的公共事件。”
但在另一方面，权利意识的部分觉醒，却难以和中产阶级自身权利的现状对接。疫情期间大量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因为缺少防护措施而感染病毒，仅湖北一省就倒下3000多人。却鲜少见到有人为这些医护人员的权益而抗争。
而对中国政府掩盖病毒实情，造成疫情蔓延应当担负的责任，仗义执言者仅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
滕彪指出，“武汉疫情导致的对整个政府或体制的不满，又很难转化成实际的行动。因为一个人的情感、思想和政治意识，要转化成政治行动，中间还有很多条件和因素。”
中产阶级的双重属性
中国的中产阶级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尤其是在90年代之后,中产阶级搭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经济列车,开始在中国社会迅猛成长。
中产阶级内部有复杂的子阶层，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定义模糊的群体，比较一致的主要是经济指标，所以，他们又被称为中等收入阶层。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吴强向本台分析说，“实际上是在一种好莱坞似的、麦当劳资本主义下，自我构建出来的一种中产阶级的想象，是有车有房，独生子女，同时又在社会中间的一个等级和社会地位。”
如果按照瑞士信贷2015年公布的世界财富研究报告，以人均拥有至少28,000美元来测算，中国的中产阶级在1亿到2亿之间。
西方曾想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步壮大的中产阶级，将推动中国政治向民主转化。但中国政治近年来不断收紧，中产阶级群体私下虽有议论，但公开的反对声却寥寥无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感叹到，中国中产阶级对威权政权的驯服和忠诚是一个谜。
著名作家慕容雪村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具有相当的保守性，“因为这个制度是具有收买性的，通过房地产，通过各种各样的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方方面面的福利待遇，从而收买了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使得他们成为这个体制最坚定的拥护者。”
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供职于政府部门或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他们的身家性命与现存体制息息相关。就连众多的律师、私营中小企业主也要依靠体制生存。
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分析说，“绝大多数律师都是靠跟公检法的关系、跟政府的关系来维持其高的收入。”
但在另一方面，中产阶级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或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使他们对自由民主有一定的认识和要求。尤其是中小企业主，他们希望有公平公开的民主体制来保障自己的财产权。
经济学者郑旭光认为，在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中国东部、南部沿海，以买办资本、本土资本为代表的企业主在这方面尤其突出。
"跟国际资本接轨的这一批人,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价值输入。对于和平发展、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方向来讲,他们可能是最有力的,他们是先遣军,和平演变的先遣軍。"
中产阶级的政治处境
近年来，中共统治集团逐渐认识到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以“去政治化”的表达暧昧地呼应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201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2017年底，习近平又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吴强对这种说法的分析是，“这里说的‘美好生活’实际上就是和美国1950年代富裕社会到来的时候，它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声音和利益非常的吻合，它是一种抄袭。这是一个政治纲领，但实际上落差是很巨大的。”
吴强所提到的落差是根深蒂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上明确地写着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中国中产阶级在现存的统治结构中没有政治地位。
同样让中国中产阶级尴尬的是，他们缺少可以被清晰识别的政治身份。虽然被称为“中产阶级”，但他们阶级意识淡薄，没有政党代表，也缺少知识分子代言。
吴强认为，“西方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第四等级’，就是媒体和知识分子，这个在中产阶级的自我构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中国，这种作用恰恰是缺失的。”
在今天的中国，恰是因为中共统治集团长期打压舆论空间，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噤声与缺席。
慕容雪村的小说《成都, 今夜请将我遗忘》等作品曾洛阳纸贵，但他在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后，屡遭打压。
作家慕容雪村指证说，“我本来是个畅销作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也是因为我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我的书现在不能出版，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任何的报刊杂志，甚至是微信公众号上。”
中产阶级依然有话要说
虽然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建构，也没有政党的领导，但中产阶级随着自身实力的成长有话要说。
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30名代表联合提交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法》的议案，其中强调，国务院财政部要定期向人大报告，做到中央财政公开透明。
郑旭光分析说，“这条消息让我看到，这个可能就是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非常清晰的，它就是代议制民主的一个表现，就是要求参与政治，来保护自己财富的一个明显的行动。”
进入21世纪之后，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运动中出现了中产阶级的身影。2019年底北京昌平小产权房强拆维权，2007年厦门市民为反对PX项目集体散步，以及全国各地的小区业主维权事件，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
在更多的维权事件中，比如：孙志刚案、雷洋案、假疫苗案等等，以律师、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产阶级起到了中坚作用。
这些社会运动虽然与政治反对运动还有距离，但它们涵蓋了广泛的政治反对光谱。中产阶级的精英在其中经受历练，学会结合其他阶层和群体。
吴强对此表示乐观，“中国中产阶级其实也具有了西方左派，尤其是1985年之后，后马克思主义兴起所发现、所重视的一个政治力量，其实正在中国崛起。”
中产阶级是否已真的崛起，或可争论。但眼下，他们正面临着新冠疫情衍生的政治大考。是奋臂一呼，向中国政府追责，还是继续默默承受，岁月静好？又或是向统治集团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但同样值得追问的是，他们的选择是否能左右中国的历史？
（记者：王允 编辑：曹郁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