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总部在美国加州的软件安全服务商Proofpoint处理了一起可能来自中国的以邮件为载体的网络攻击事件。
Proofpoint网络安全研究员约书亚·米勒（Joshua Miller）：这些植入恶意软件的钓鱼邮件的主题是有关人工智能的。在邮件的内容中，他们表达了对某些特定软件的兴趣，并想和相关技术人员讨论这些软件。”
“这些攻击高度聚焦，目标少于十人，都是和某个具有领先地位的人工智能公司有直接联系的技术人员。”
米勒提到的“他们”是一个网络代号为“UNK_SweetSpecter”的黑客组织，他们在发出的这些钓鱼邮件中包含着一款惯常为中文使用者使用的木马软件“SugarGh0st RAT”。
Proofpoint网络安全研究员约书亚·米勒:"我们相信他们在2024年5月转向盗窃知识产权,应该是为了满足中国政府的需要。"
就在这一网络攻击发生前的五月初,美国商务部传出消息,他们正考虑限制出口人工智能模型,以免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将其用于军事用途。
全美亚洲研究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技术与地缘经济事务部主任道格·斯特鲁布（Doug Strub）：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2022年）发布的一个数据表明，他们近几年每年会查获价值三十亿美元存在知识产权侵犯问题的进口货物，其中50%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更在2020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之一。
除了明目张胆的知识产权盗窃，长期研究中国工业间谍行为的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威廉·汉纳斯博士(William C. Hannas)发现，还有更多处于灰色地带的可疑的知识产权交易行为，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威廉·汉纳斯博士(William C. Hannas)：“情报社区通常用‘非传统收集方式’来描绘那些处于灰色区域的技术转移，这是指那些可能合法，也可能非法的转移方式，我们并不是非常清楚，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内部到底在做什么。”
这些转移方式主要是由中国一些专事技术转让的办公室进行的，例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以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等机构；其具体的项目包括曾在中国中央一级和地方上盛行一时的“千人计划”等等。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于2015年发布第一份有关中国“千人计划”的调查报告，其调查的重点是这些参加千人计划的美国专家是否涉嫌非法技术转让或盗取技术。涉嫌违规的专家受到的指控包括：隐瞒与外国机构的合作关系；在中国设立“影子实验室”，从事与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相同的工作；向中方研究者泄露美国大学研究者尚未发表的论文；还有人直接把美国的科研成果和技术盗取给中国等等。
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治下，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一项旨在消除中国科技间谍的调查计划“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其调查对象是被认为与中国有关联、而可能存在间谍行为的在美科技人员。“中国行动计划”后因引发种族歧视、损害美国科技进步等方面的争议而于2022年被叫停。但这并没有平息美国朝野对涉及中国的研究合作的担忧。
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杰弗里·斯托夫（Jeffery Stoff）：“人们仍然对与中国合作研究有很多国家安全上的顾虑。在我看来，中国行动计划的失败主要在于用刑事侦查的方式去追查学术界的案例，其中有不少很难证明到底是合法或非法。”
斯托夫2020年参与了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对中国“国防七子”的调查。这项调查搜索了2013至2019年，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在内的七所中国国防工业院校与美国研究机构或美国政府资助的实验室合作发表的中文论文。
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杰弗里·斯托夫（Jeffery Stoff）：“如果你在和中国伙伴合作一个研究项目，或是发展某种技术，你合作的这个中国机构，你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身份吗？这是关键的问题！”
国际社会也注意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和政策。尤其在2019年，中国又修订了专利法和商标法，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发布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若干意见，强调要严厉打击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美利坚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查尔斯·段（Charles Duan）：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所有方面，中国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的专利制度更加健全，并且在集中力量解决中国人使用中国专利的诉讼问题，在涉及商业秘密盗窃以及工业间谍方面也有努力。”
但这些进步并没有打消国际社会的顾虑。美国商会上海办事处2020年发布的《中国商业报告》显示，多达53.6%的受访美国企业认为，中方知识产权盗窃阻碍企业在华业务发展，是其首要关注的问题。
曾参与这个报告调查的斯特鲁布认为，中国有关商业环境的法律似乎是有意模糊化，留下很大的解释空间，这导致执法不公平、前后不一致，尤其是给政府和司法机关很大的裁量权来决定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来追诉一起商业案件，
华盛顿智库全美亚洲研究所技术与地缘经济事务部主任道格·斯特鲁布（Doug Strub）：所以，我认为中国虽然加强了法治，但这种法治是以自我利益为考量，而不是真正对法治有兴趣。”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认定，中国是世界的头号知识产权侵权国。
Hannas：“大约在1956年，周恩来当时在审查科技计划，他显得不是很高兴，他说，你们在做科学工作，但你们的计划中却没有任何机制去寻找并获取外国正在做的工作。”
中国官方也承认，在时任总理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1958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开展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方案》为中国对外科技情报工作奠定了基础。这种拿来主义的思路至今影响着中国涉外技术转移的思路。
而对西方而言，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对与中国的技术合作都持开放和宽松态度。
Stoff：”在很多年中，美国对中国有一种不同的政策，有更多的互动，他们希望帮助中国上升，希望中国变成一个有责任感的世界性角色，这当中就包含很多的所谓‘科技外交’，或者叫软实力外交。”
在2010年代前半期，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还在深度发展。从2010年到2016年，中美创新对话会议连续举行了七届。但随着中国国力增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观感也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持续走低。
Stoff：他（中国）做的事情都是朝着我们期望的反方向发生，包括在军事上对其邻国和台湾都更有攻击性，更多的人权压迫，进行可怕的大规模监控，几乎我们所关心的任何事情，还包括知识产权盗窃，都在上升。”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警惕中国不正当技术转移方面的动作实际上是过于迟缓了。美国还可以做些什么？
Stoff：我们（在合作研究方面）需要作出更多限制，包括审查纳税人的钱到底用在什么项目上，以及谁将被允许参加这样的合作等等。”
战后的日本和韩国，在科技发展初期，也曾依赖“拿来主义”以迅速崛起。如今，它们已凭借原创技术在全球占据一席之地。中国笃信“师夷长技以制夷”，却一直未能摆脱通过“无本万利”“弯道超车”的手段攫取西方成果的路径依赖。这不仅引发了西方的强烈戒备，也堵塞了正常的科技引进渠道。中国付出的代价如此沉重，是时候反思其科技战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