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逆权的“自由之夏”，到国安法压顶的“风暴之年”，香港的历史迅速翻页，进入自由和极权抗争的新章节，文化出版业也被迫进化打起“游击战”，一本本敏感书转进台湾，书写抗命的年代。
“香港人写香港的故事，居然要跑来台北。”“伞下的人”团队召集人阿木的口吻带着淡淡哀愁，他一如往常撑起黄伞，走在阴雨绵绵的台北街头，一字一句吐露心底的隐痛，“香港现在已经足够可悲了。”
港书踏上流亡之路，“伞下的人”感受格外强烈，这个团队由香港媒体相关工作者组成，2014年雨伞运动后出版第一本《被时代选中的我们》以来，每年书写一本香港故事，今年夏天纪录反送中运动的《我们最后的进化》却放弃在香港出版，阿木缓缓道出忧心，“在香港的话，面对警察打扰的风险其实蛮高，所以我们决定在台湾出版。”
反送中烽火 港书走上流亡路
一部国安法，画出密麻无形的红线，香港不再是“禁书天堂”，瞬间走入黯淡年代。“你对香港史熟悉的话，就会发现香港曾经担当这样的角色，台湾出不了的书会到香港出，大陆出不了的书在香港出。”香港诗人廖伟棠看见历史的重复性，“那好吧，现在轮到台湾担当这个角色！”
“雨伞早已禁用，雨衣等于枪靶。”廖伟棠刻骨铭心写下香港人的处境，为了不让女儿在红色渗透下成长，他毅然举家移居台湾。“自从国安法以后，愈来愈多东西变成所谓的敏感词，就像你拿了一把雨伞，他有可能觉得是攻击性武器，你穿了一件雨衣，他可能认为你在宣示政治立场。什么时候人类的思想不但不能被保护，反而还能让他获罪？这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境地。”
“过去我们担心的是网路上有很多假新闻，这一年来，我们担心的却是香港政府怎么有系统地去改变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阿木看着香港的自由空间不断限缩。国安法生效前夕，“伞下的人”措手不及重新联系受访者，他红了眼眶说，“就算有国安法，还有一个受访者愿意用真实的名字在故事里头出现。”
“伞下的人”四处寻觅台湾出版社，起初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因为出版商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最后找到一人出版社帮我们。”阿木回想起碰钉子的过程，“伞下的人捕捉到在那个时代一些小人物真实的心声。”一人出版社社长刘霁被他们笔下的抗争故事所感动，关注香港议题的他坦言这也是一份使命，“台湾作为一个自由的出版市场，或是一个自由的基地，我觉得义不容辞应该要帮助香港。”
尽管出版社就只有刘霁一个人，他无法袖手旁观，一肩扛下《我们最后的进化》的出版任务，同时也接手《伞下存志》的发行工作，“这本书收集了反送中运动的文宣、图像纪录，在香港印好了后，然后国安法通过，作者担心放在香港不安全，他就把书全部运到台湾，再由我发行到独立书店通路。”
台湾和香港在文化出版长期相互浸染、交流，刘霁感慨，在香港不管做出版或书店都要很有韧性，从早年面对资本市场的压力，到现在政治压力一步步进逼，不只出版工作开始转进台湾，香港作家也陆续来台寻求发展，然后慢慢把声量带回香港。
《说吧，香港》诗剧在台北发声
九月底，台北诗歌节的开幕诗剧《说吧，香港》，让人听见铿锵有力的香港声量。“她的名字叫香港，她只是恰巧不是你的家乡。”表演者一面呐喊似吟诗，一面撑起千疮百孔的黑伞，最后连破伞也消失了，她的手依然紧握着伞柄，这一幕触动了台下撑香港的情绪。
这出诗剧的文本出自廖伟棠之笔，“雨伞运动结束以后，我作为一个深度参与者，也像其他朋友一样陷入一种所谓的伞后创伤，我很想整理一下是什么令香港走到那一步。”他谈起写作剧本的时空脉络，“后来又碰上反送中运动，我也曾回去参与，写下三四十首诗。”
“她只是凑巧不是你的故乡”是其中选进诗剧的一首短诗，廖伟棠说，这句话其实当时是向着台湾人写的，或者向着香港以外的人，甚至包括大陆人、海外华人，香港所遭遇的厄运，只不过凑巧没有发生在你们身上而已。
“我们的抗争这一年，好像都是失败和伤痕，就像在整个诗剧里面，人物主角也经历那么多挫败、绝望和虚无。”廖伟棠在创作中铺下希望的转捩点，“这一切都会成为暗水深流、成为未来香港精神的强大基石。”
风雨中撑伞 一本诗集书写香港记忆
今年夏天，廖伟棠发表最新诗集《一切闪耀都不会熄灭》，“这是一本送给香港的诗集。”他爬梳过往至今的香港记忆，以诗人的视角凝视骚动的时代，他在《夜祷》这首诗写下“诗不能抵挡一辆坦克，但它能建造的东西，比坦克摧毁的多得多。”一句话，唤醒抗命的灵魂。
“诗、文学、艺术不能抵挡真正的警棍、坦克，我们的用处不在一时一刻的抵挡，而是当这一切发生以后，我们留下些什么东西。”廖伟棠轻描淡写说，“当大家都沉默的时候，我想这个声音应该由写作的人来发出，因为我们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能力。”
廖伟棠的诗作以纪实手法，述说反送中运动的点滴。他戚戚然说，“我有写到一些人的失踪、死亡等等，我觉得就算没有正式的历史去记住他们，做为一个诗人，我用文字为他们立一块小小的碑还是可以的。”
这位硬颈诗人始终默默地为香港写诗，“你也应该在里面能够感受到，为什么香港人要这样绝地反击？为什么香港人到了这一地步还没有说要投降？我要传达出这个民族的倔强。”廖伟棠以香港手足为傲，“香港人是很重义的，八九六四的时候，香港人做了那么多事情，我希望更多人看到香港人身上闪烁这种义的光辉。”
威权禁锢下 黯淡的香港出版业
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弥漫风声鹤唳的“禁书”效应，“前阵子，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下架了参与反送中运动人士的一些出版品。”阿木说，“原来有些人香港政府不喜欢，它就用所有的方法抹去你的存在，这个感觉挺恐怖的。”
其实，用不着国安法大刀开铡，香港出版业的“自我审查”已经悄悄发酵。“我太理解这种恐惧，香港出版业该紧缩的早就紧缩了，该闭嘴的早就闭嘴了。”廖伟棠观察到市场变化，“就算出版社赶出，印刷厂绝对是不敢碰。”
阿木也窥见印刷厂的寒蝉效应，“过去一两年，香港开始出现一些书本没放上印刷厂的名字，从前他们没有这个考量，现在他们很怕因为出版黄之锋或我们的书，让他们失去其他客户的生意。”
“这跟台湾戒严时候一样，它慢慢的画了红线，但你不知道红线画在哪儿，有些书你就会开始担心要不要卖、要不要出。”刘霁提起思想钳制的禁书年代。阿木忧心忡忡表示，“坦白说，伞下的人不知道明年可不可以继续出版了，如果香港变成一个没有反抗声音，跟中国内地一样只有光荣的故事，那也不需要我们去记录了。”
雪上加霜的是，香港主要出版通路都被中资把持垄断，阿木无奈说，“三中商就是三联、中华、商务，三家比较大的卖书零售商，他们背后都是中联办拥有的一个公司，所以要进入比较大的通路是比较困难。”
如水般抗命 踩红线送书回家
面对被噤声的香港书市，这一群文化斗士冒着踩红线的风险，把敏感书籍送回家乡。“出版社里面很多有心人，他们也不甘心，回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那个中国，所以我的诗集出来了，很多独立书店敢进书。”廖伟棠说，“我觉得每个人多走一步，说不定红线就模糊起来了。”
九月中旬，《我们最后的进化》也如水般回流进入香港独立书店，“大部分是流向一些小书店，没有连锁的通路。”阿木战战兢兢把书寄回香港，“当中其中一个担心就是给海关查封，或是邮局拒绝运送我们的书。”
谁说文人无用武之地，“这时候就是靠文学、出版、书籍，让历史的面向更立体、更多元。”刘霁露出不服输的语气，“那未来可能会形成一些小小涟漪，然后扩散出去，又形成另外一个大型运动。”
为自由破墙 无惧文字狱的人
从苏联流亡美国的诗人布罗茨基，四十多岁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文豪这么看待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这句话打中廖伟棠的心坎，不过，他认为两者是一体，“其实政治在文学里面，文学也在政治里面，这才是一个国家的正常状态。”
“我是一个诗人，同时我也是一个公民，一个公民必须关心他面对的政府、他身处的政治环境，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廖伟棠以公民诗人自居，“抗争是人的天性，自由是人的天性，我只不过忠实于天性而已。”
去年深秋十月，香港围困在鲜血、烽火、烟硝之下，他写下《靶心》这首诗：“它射击的／是他唱歌时右手摆放的左胸／昨天我们唱歌的时候，它已经瞄准好了／然而明天／我们继续唱歌，继续把手放在那里／因为那是心脏的位置，没有别的地方替代”。
“这些香港人都是明知道你要向着我的心开枪，我都要告诉你，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着。”这一刻廖伟棠无法抑住内心的激动，“这种精神在香港人心里永远夺不走。”
撰稿：麦小田 责编：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