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浪：輸在起跑線上的孩子| 民工潮40年（四）

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國流動人口已達3.76億，每四個人中有一個在“流動”。他們的子女有1.3-1.5億人，約佔中國兒童的一半。無論是農村留守兒童，還是隨打工父母進城的流動兒童，都置身於環境劇變中，他們也是“時代進程中的承壓者”。這些輸在起跑線上的孩子，會不會有比父輩更容易的人生？

40年潮起潮落，三代農民工被時代潮流裹挾，拋妻棄子，候鳥般地遷徙。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國流動人口已達3.76億，每四個人中有一個在“流動”。他們的子女有1.3-1.5億人，約佔中國兒童的一半。無論是農村留守兒童，還是隨打工父母進城的流動兒童，都置身於環境劇變中，他們也是“時代進程中的承壓者”。這些輸在起跑線上的孩子，會不會有比父輩更容易的人生？

留守兒童家長：爲了小孩子，反正是沒辦法纔出來打工。一天12個小時，我就希望他們要好好讀書。
爸爸媽媽都是很愛很愛你們。

但凡有點辦法，誰願意骨肉分離？二元結構下的鄉村，家庭監護顯然不如生存倒逼更凜冽。據統計，目前中國沒有父母監護，未滿16歲的未成年人有644萬，他們的營養狀況，心理健康，教育質量乃至生存安全已成爲令人揪心的社會問題。

曾經也是留守兒童的蔣能傑導演，拍了紀錄片“留守兒童三部曲”。

四歲五歲就上一年級了。我們離鎮上那麼遠。小孩父母打工啊，爺爺奶奶就揹着小孩子上學。還要在那裏租房，租房一年要幾百。生活費呢，爺爺奶奶跟着在那裏喫，家裏沒人種田，要好多的錢。

在抽走了農村青壯勞力之後，中國政府並沒有好好照顧他們留在老家的孩子。2001年開始的”撤點並校“，使農村基礎教育迅速廢弛。十年間，中國農村中小學消失了一半。山區孩子被迫長途跋涉，到遙遠的鎮上上學。

新來的代課老師張老師：代課的工資低，一個月才一二百塊，現在高了些，也只有六七百塊一個月。

學生家長：我們這裏條件太差，沒有老師願意來。。。他要是出去打工，隨便做點事一個月一千多塊。兩個班一個老師，教這個班，另一個班在玩。

優質教育資源向城市集中，當城裏父母又拼又卷地雞娃培優時，農村孩子大多與祖輩相依爲命，面臨學校教育和親情慰藉的雙重缺失。

記者：現在的國家主席是誰知道嗎？
留守兒童：不知道。2008年奧運會在哪開的？不知道。
記者：你長大想做什麼？
留守兒童：打工。好有錢。找媽媽。
記者：你和誰玩？
留守兒童：和狗。
記者：還有誰？
留守兒童：狗崽崽。

一邊是失落的農村教育引發的厭學情緒，一邊是南方工廠“用工荒”而提高薪資的誘惑，農村青少年輟學率快速反彈。

美國經濟學家，斯坦福教授羅斯高用半生時間，死磕中國農村問題。他發現，中國陷於“中等收入陷阱”中而無法自拔的根源，就是中國農村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佔比太低。

羅斯高Scott Rozelle（美國經濟學家）:中國的城裏，93%的孩子上高中，。。但是你就看貧困農村，63%的孩子一天沒上過高中。

中國經濟正在轉型，在不久的將來，這些不讀高中的人將被更快更不知疲倦的機器擠出車間。高輟學率增加的是勞動力還是失業率？政府有沒有算過這筆帳？

打工子弟和城裏的小朋友一樣都是中國的娃，都是祖國的花。

2007年除夕夜，央視春晚上的打工子弟詩朗誦感動中國。可事實是，這些看起來和城裏孩子一樣的打工子弟，帶着先天的二等公民烙印，儘管他們的父母也是城市的建設者，也在爲城市納稅。

公辦學校對他們極不友好。

沈金花（同心實驗學校校長）：它要北京給的學籍，就必須要有五證。這個五證要比大家解讀的要複雜得多，加起來有十三四個證。孩子父母雙方都要有社保，而且社保不能斷。。。

民辦的農民工子弟學校，雖然資金不足，設施陳舊，老師通常沒有資質，也很少使用標準化教綱，但至少讓孩子有學可上。但由於土地所有權問題、辦學品質問題，以及城市管理政策的朝令夕改，這種學校常被拆除、關閉或取締。2014年之後，北京的拆遷愈發呈現出一種“斬草除根”式的決絕。

秦繼傑（智泉學校創辦人，校長）：這個大拆遷面積太大了，速度來得非常快，雖然我有估計，但我沒估計會這麼快。他們放假的時候，我跟他們估計，能再辦一個學期。那時候沒人跟我說，你不要再招生了。

據統計，2006年北京共有300所打工子弟學校，在校學生約10萬人，到2018年3月，僅存111所，學生5萬多人。疫情之後，只剩七八十所了。

生活在城市屋檐下的流動兒童，小小年紀就要學會理解和適應這種“流動”。但即便這樣的日子，也過不安穩，隨時可能被送回老家，變成留守兒童。

盧老師（同心實驗學校六年級班主任）：三年級是三個班，四年級五年級就是兩個班了，現在只剩一個班了，因爲學生在減少。大部分絕大部分是回老家，主要是父母工作變動嘛，流動兒童就跟着父母走。還有就是學籍。因爲國家規定所有學生要有學籍，我們同心學校沒有。政府沒有給我們教學編制，沒給學生學籍，所以得回老家辦學籍。

被學籍卡住脖子的農民工子弟，不管在城裏讀了多少年書，最終還是得回老家高考。雖然2012年後，各地陸續出臺異地高考政策，可特大城市的異地高考准入門檻仍然很高。更有甚者，北京還規定外地考生只能報考高等職業技術教育。農民工子弟就不配讀本科嗎？

張錫峯 ： 你見過衡中高三凌晨五點半時的樣子嗎？你以爲我們每天天不亮就奔向操場，一邊奔跑一邊呼喊是爲什麼？是假裝嗎？是作秀嗎？我們是爲了改命啊。

“高考工廠”用遍各種極端應試手段，“小鎮做題家”拼上半條命，可是，

張錫峯 ：從小開始，他們的眼界、格局、素養、知識儲備、家庭背景，都要比你好上千萬倍。 你拿什麼跟人家比？

當農村學生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完成了12年教育，和城市學生一起抵達高考考場時，他們發現，這個時代，寒門已難出貴子。據統計，農村學生的高考成績平均比城市學生低40分左右，只能更多地進二本、三本院校和高職高專。

王盼的媽媽：她一直都很刻苦的，她沒發揮好。

來自貧困家庭的王盼高考落榜，並無懸念。王盼父母哪怕衆籌，背一身債，也要供女兒讀書，因爲他們都相信：教育改命。

王盼（湖北高中畢業生）：如果我讀書出來的話，想讓我父母過得好一點，應該比較容易一點。

但王盼沒想到，在1999年以大學擴招爲標誌的“教育產業化”後，曾經被視爲切斷底層社會“貧困代際傳遞”鏈條的大學教育，已變了味。2012年BBC系列紀錄片《爲什麼貧窮》第七集《出路》，英文名很有諷刺意味--《Education, Education》。這就是陳爲軍導演的扎心答案：教育致貧。

王振祥（“弘博軟件教育”招生老師）：弘博教育有自己的專業和人力資源團隊，與43000多家企業建立良好的人才輸出平臺。。。

2000年以後，像宏博教育這類對高考分數沒有什麼要求，又能發一張大學文憑的所謂“民辦大學”，在10年裏增長了30倍，瘋狂收割像王盼這樣的信息閉塞，相對落後地區的農村學生。

王振祥：城市小孩不上當啊，他得到的資訊多，知道你這是怎麼回事。

中國三大暴利行業之首嘛，就是招生。我們招得好的有5000人，一個學生學費￥12500， 那就是￥5000萬。老闆賺死了。對學生來說，壓力太大了。家裏豬牛都得賣，有的還要賣房。

這樣的文憑有用嗎？畢業後萬超找工作屢屢碰壁，才發現文憑一文不值。
萬超（武漢大學珞珈學院畢業生）：爲什麼別人不要我呢？我不是211， 不是985。

萬超搞清算，當銷售，工資只有1000塊。
萬超：不能太少了吧，太少了怎麼活呀。是吧，活都活不下去。

可連這樣的工作，他都保不住。

（萬超失業痛哭）我覺得好傻。

影片結尾，弘博倒閉，老闆把錢投到另一個更賺錢的民辦學校。衆多農村家庭傾家蕩產把孩子送進這樣的大學，結果不但沒能改命，還將全家拖入債務泥潭。當教育變成生意，高學費、低就業左右開弓，農村學生的出路在哪裏？中國每年都有200萬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像萬超一樣，沉澱於社會底層，成爲“蟻族”。

這部堪稱“蟻族前傳”的紀錄片，曾在全球70多家電視臺播出，觀看人數超過了5億人。但唯獨中國不播。

既然拼盡全力也無法逆襲，不如躺平。2018年，日本NHK的紀錄片《三河人才市場》，不僅引領時下流行的躺平浪潮，也讓人驚覺，第一代留守兒童已經長大。

劉鎮（打工者）： 兩班倒，12個小時一班。像我們這些人，說白了就是奴隸。
鄧大海(零工中介)：跳樓，加班時間太長了。
宋春江（打工者）：100塊錢幹八、九個小時，我就說了，餓死都不去幹。
陳用發（來深圳18年的小喫店老闆）我們不是深圳人，我們是分到最底端的一類人，第六類了。

當資本回報率將勞動回報率遠遠地甩在身後，城市的飛速發展帶來的貧富懸殊，使年輕人的夢想，變得遙不可及。他們再努力，也不可能在深圳安家。與其焦慮，不如沉淪；與其展望飄渺未來，不如抓住眼前每一天。於是，打日結工，住１５元一晚的旅館。打遊戲，沉緬於“奶頭樂”的低俗娛樂，在虛擬世界中逃避現實。

宋春江：搞日結算了，沒什麼夢想了。
李磊（打工者）感覺人都廢了，寧願做壞人都不願做好事。

一個赤貧的、無所畏懼的階層就這樣形成了，只問當局者你怕不怕？

王天成(武漢佔道經營小販)： 我不配合，我絲毫不會配合你。我要活，我要生存權，我要治病...
王兆陽(王天成之子)：二十三歲，風華正茂的時候...手，一下沒了。廠子一分錢不賠。有社保，只賠兩萬八。

民工潮40年，大國崛起，兩代農民工被當了耗材，他們的忍耐和爆發，都是爲了第三代。在陳爲軍導演的紀錄片《城市夢》裏，從河南到武漢，靠佔道經營謀生的“地攤王”王天成，帶領兒子王兆陽拼死抵抗城管拆遷，就是爲了孫女。

王天成：孫姑娘在學校奪得第一名， 我只希望她在城裏能安家落戶，找個婆家，我就心滿意足了，這非常非常的重要。這是我們的希望。

讓他們的後浪，和城裏的後浪匯合，奔湧在同一條河流吧，那纔是一條大河波浪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