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
从1978年城镇化率不足18%，到2020年接近64%，目前中国有9亿人常住城镇。其中2.9亿农民工。
曾经用小推车帮中共打下江山的农民，如今又胼手胝足，创造了“制造业大国”和“基建狂魔”的奇迹。
可是，为什么城市建设者无法分享城镇化红利？为什么农民工离中国梦越来越远？
感谢当年的影视剧和纪录片，为大迁徙时代里努力活着的小人物留下影像，让我们从他们的视角，重新检视中国40年城镇化道路。
潮起：“世界工厂”扛鼎者
“ 高加林，刘巧珍，我让你过星期天。”
1984年，电影《人生》引起轰动。高加林，这个集傲气、才气于一身陕北农村青年，不甘心当农民，一心向往诗和远方。
“我一定要到这里（城里）来。我有知识，有文化，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
为了进城，他甚至抛弃了未婚妻刘巧珍。
“巧珍，我可能要调到几千路以外的地方去工作了，咱们...”
但命运弄人，
“高加林那小子完蛋了，地区的调查小组下来了，调查他走后门参加工作的事，是我写信揭发的。”
他最终被踢回农村，失去了工作，也错过了巧珍。
有人说高加林是“中国的于连”，都是底层青年追求平等机会，最终以悲剧收场。他们要抗争的，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有着巨大能量的等级制度。
现在回看《人生》，人们仍惊叹它的预见性。高加林的突围虽然失败，但他所处的时空，中国数千年的乡土社会正在解体，人口流动的闸门马上就要打开。
1978-1983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巨大的劳动力。 商品经济活跃起来。高加林这样的人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开始尝试作短期的和短距离的迁移。
1984年1月起，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1985 年，开始对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发放暂住证，使他们的长期居住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体系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流入中小城镇打工，尽管户籍还死死地钉在原地。这一时期，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80年代初的不足 200 万人骤增到 1987 年的 2479 万人。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进入扩张期。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区吸引大量港台投资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企业，订单不断。而中国内陆地区，农业生产收益下降，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谋求离开土地，为沿海提供了几乎完全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1989年，南下珠三角寻求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形成了第一次民工潮。
1991年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外来妹》，是最早反映外来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也是第一部反映劳资关系的电视剧。编导没有把六个湖南穷山沟姑娘到广东港资公司打工的故事，拍成多金男主爱上灰姑娘的玛丽苏剧，而表现出时代变革对个体的撕裂，商业社会对传统观念的冲击。
“你想讲情义，那机器不跟你讲；老板讲情义，那市场行情能跟他讲吗？”
大浪淘沙，外来妹们在磨难中成长，她们选择的道路基本代表了外来妹的几种典型归宿：赵小云因为有文化和管理才能，屡获提拔，后来成为乡镇玩具厂厂长；原想回到山里结婚再也不外出打工的凤珍，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以前的生活，她又带了一帮小姐妹去南方打工；“靓女”因工伤致残而回到了山里；玉兰与当地小食店的老板福生结了婚；秀英堕落为失足女...
民工潮给城市带来包括就业、公共设施、治安方面的许多社会问题，一系列抑制劳动力盲目外出的全国性规定和措施相继出台，宛如回归计划经济时期对“盲流”的控制。
“刚才在那个候车室，人家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盲流！你听听，离流氓不远了。”
黄宏和宋丹丹1990年的喜剧小品《超生游击队》，反映的就是那时的流动人口的艰辛生活，在“放开三胎”的今天看来倍感讽刺。1988至1991年，约有 1000 多万农民工被压缩回农村。
1992 年是个转折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转型加快。1993年全国基本废除粮票，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跨区域的自由流动开始成为现实。但恰逢国企改革，大量职工下岗，各地政府优先保障他们再就业，农民工进城，只能干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
1995年起，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必须持“暂住证”和“就业证”，否则将被遣返原籍或者关押于收容所。警察可以街头随意盘查，无证就抓走，是稀松平常的都市景观。直到2003年大学毕业而且有正式工作的孙志刚也死于“收容”之祸，以至酿成群情激愤，上达天听，促使“收容恶法”被废除，这无疑是中国人权方面的一个进步。但此后，弱势者在城里遭遇权力暴力之事仍不绝于耳。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从此进入“世界工厂”的十年辉煌时期。当年英国工业革命时的“世界工厂”，工人挈妇将雏居住于工厂区。而中国由于户口限制，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中老年父母仍然留村务农，农民工没有体面住房、没有家庭团聚、没有未来发展稳定预期。
每年的春运潮就是这种侯鸟人口回乡的“磅薄气象”。
这是纪录片《归途列车》里2008年的春运期间因雪灾而陷于瘫痪的广州火车站，六十万人被迫滞留，几日几夜仍看不到回家的希望。
导演范立欣用三年时间，跟拍四川广安一个普通农民工家庭春节期间返家探亲的历程。
“九几年的时候还是经济有点困难，琴琴才一岁。我是掉着眼泪出去的。当时也不想走，没得法的情况下走的。”
“其实我都希望琴琴和阳阳努力地学习，爸爸妈妈再辛苦都毫无怨言。”
“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就好了。”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16年来缺席了孩子的成长，女儿张琴激烈叛逆，
“你们根本就无心带我们，你们只是有心在那儿说。”
“你只认得到钱。”
“我只认得到钱，我认钱不认人。”
她弃学离家，成为新一代的外出打工妹。
“打工是辛苦，但比学校里好一点。”
陈素琴下决心，停止打工，返乡照顾老母与幼子，可又放心不下丈夫。
“其实我还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外头挣钱一家人来用，但又担心孩子学习不好。又怕你在外头累到了，只能选择一样。”
撕裂的家庭，残忍的选择。本该最亲近的人，就这么完美地错过。这种伤痛，没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
《归途列车》获得了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 " 伊文思奖 " 和第 33 届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个国际奖项。也正是在此时，中国的农民工群体被世界注意到。2009年，美国《时代》杂志揭晓年度人物，“中国工人”成为唯一上榜群体，照片上是一群来自深圳市宝安区一家LED企业的打工妹，朴实无华。《时代》将中国经济“保八”，引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功劳归于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工人。
世界舆论的赞誉背后，是辛酸的事实。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主打加工贸易。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的加工贸易利润率仅有5%左右。而与中国“世界工厂”的美誉如影随形的，是“血汗工厂”的骂名。
“２００７年，富士康“血汗工厂”的名声，被媒体传播开来。英国《星期日电讯》曝光富士康女工待遇，富士康龙华工厂有２０万员工，每天工作１５个小时，每月工资仅２７英镑。” (《富士康：从血汗工厂到灯塔工厂》)
２０１０年短短一年内，富士康发生１４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老板郭台铭一周之内两度加薪，继而宣布将工厂大规模迁往内陆其他省份。
然而，从2013年到2018年，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的新闻总是隔三岔五地会登上头版头条。
“我本以为我们农村嘛，素质还是比较低下的，我来富士康才知道，这才是社会最底层。”
富士康在非议声中，完成了从血汗工厂到灯塔工厂的华丽转身，成为世界制造业航母。
回顾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期的２０多年，尽管农民工的流动获得了合法性，但是依然被贴上了“盲流”的标签，农民工被困于城乡二元结构之中，成为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浪的“二等公民”，被歧视，被驱逐，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