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0年代起，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长, 成潮涌之势，年增幅多在10%以上, 有的年份甚至超过20%。农民工成为中国狂飚突进的房地产业、铁公基建设和采矿业的绝对主力，用血汗，甚至生命，成就中国粗放而又超高速的经济发展。但他们自己，不仅长期忍受高强度，低工资，无福利，与亲人分离的生活，还时常遭遇欠薪，被强征土地，受矿难和职业病威胁...
深圳的地标建筑赛格大厦无端摇晃，吓得人们四散奔逃。1996年2.7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如今成了高悬于闹市的巨大隐患，宛如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隐喻，欠的帐总是要还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当这种典型的实用主义哲学被奉为国策，自然会导致从政府到社会，疯狂追求经济数字增长。“以城市为核心，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将中国城市打造成中国乃至世界产业资本扩张最快的舞台，城乡收入差距一再扩大，形成巨大势能，把农村精壮劳力虹吸到城市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推波助澜，冲垮了一向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的乡土中国。自90年代起，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长, 成潮涌之势，年增幅多在10%以上, 有的年份甚至超过20%。
现在回头看，这些年是谁得到了“发展”的成果？这些抛家舍业的民工，有没有如愿过上想要的生活？他们付出的代价值得吗？或者，农民工本身就只是“发展”的代价？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粗放而又超高速的经济发展，推动了由沿海到内地，千篇一律的造城运动，房地产业狂飚突进，在建筑行业里，农民工占八成以上，长期忍受高强度，低工资，无福利，与亲人分离的生活。更有甚者，在层层分包的生产体制下，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对其他侵权事件屡见不鲜，建筑工人抗议不断。讨薪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那时影视剧的表现非常大胆。
管虎导演的32集电视连续剧《生存之民工》,真实记录一群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九死一生的讨薪历程。马少骅,陶泽如,孙松,黄渤等几个主演的表演集体炸裂,全程大汗淋漓,紧张胶着。为了追讨微薄的血汗钱,他们被殴打,被驱赶,被蒙蔽,被拘禁,被骗到黑砖窑,被逼疯...
管虎成功还原了世纪之交独特的社会气息，和农民工群体压抑的心理与无望的挣扎。这部剧在2005年播出时火到不行，豆瓣上看过的一致好评，有人说这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影视作品。
2003年10月，以温家宝总理为重庆村妇熊德明追讨工钱为标志，全国掀起农民工工资清欠风暴。
可是，快20年过去了，现在的影视剧里，已经看不见穷人了。中国农民工人数已达2.9亿，还在受欠薪困扰。现任总理还在表决心。
李克强:现在不时发生农民工欠薪的问题,我们要立法规,要坚决打击恶意欠薪。
大量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里，还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基建产业。中国现在有世界最大高速公路网；3.5万公里高铁里程占世界六成以上，2万多条隧道，100万座桥梁。。。建设的規模和速度史上罕見。中国政府总是夸耀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其实更多的是人口红利优势，占了农民的便宜，一方面利用他们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低价征用他们的土地。
2015年，一部名为《大路》的独立纪录片上映，展现了中国湖南一条高速公路摧枯拉朽般地诞生过程。导演张赞波耗时三年多“潜伏”在筑路工地上，用摄像机和笔同时记录修路者开山辟路的泥泞艰辛，和当地村庄被时代改变的境遇，以及公路建设的利益链和潜规则。
张赞波将拍摄手记整理成书《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拷问席捲全球的发展现象，同时也反思中国式道路失控的速度和方向。这本书一经亮相便成为台湾年度热门非虚构作品，获得2015年台北书展大奖“年度之书”。但书和纪录片都一度被禁，因为，太过真实。
还有一大批农民工，钻进地底下，用血汗，甚至生命为制造业大国提供能源。
加入WTO之后，中国进入GDP两位数增长的高速发展期，耗电量巨大的冶金、化工、玻璃、造纸、机械等行业疯狂扩张，而家电的普及也使居民用电节节升高。拉闸限电成了家常便饭，企业和民众怨声载道。
能源短缺引发价格上涨，导致疯狂采挖。而政府管理分散无序，“官煤勾结”，安全监管形同虚设，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矿难国。以2004年为例，中国生产世界煤炭的30%，但全国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的80%。每百万吨死亡率为3.96，是美国的100倍。
出了矿难，私人煤窑老板为了避免事情闹大，停产整顿影响出煤，往往选择用钱和家属“私了”。没想到，这样的流程诱发了一种特殊的营生。
在李扬导演2003年的处女作《盲井》里，两个农民工先套近乎，将打工无门的外地农民认作亲人带到煤矿做工，然后在井下制造“安全事故”将“亲人”杀死，再找矿主私了，骗抚恤金。人性之恶，触目惊心。
令人不安的是，这部改编自刘庆邦的小说《神木》的电影，故事原型是中国1998年三大特大矿洞诈骗杀人团伙案：郑吉宽团伙致死110人，潘申宝团伙致死28人，余贵银团伙致死38人。
《盲井》在国际上横扫30多个奖项，但回国就被禁了，《盲井》成为中国迄今最流行的地下电影。
可悲的是，这些年来“盲井案”并未消失，因为“盲井式”黑色产业链一直存在。细思恐极：既然这么多“人造矿难”可以隐瞒，那么真实的矿难呢？
除生命安全随时受到威胁外，长时间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威胁着矿工的健康。尘肺病，中国头号职业病，占所有职业病的八成以上。保守估计，目前中国累计尘肺病患者有600万，其中九成是农民工。尘肺病患者极其痛苦，很多人无法呼吸，最终被活活憋死，病死率高达22%，平均寿命不超过48岁。
农民工挖出的煤，点亮城市；而他们的肺，成为中国工业化文明进程的献祭。
2009年,张海超"开胸验肺"警醒世人,将中国劳工的 尘肺病问题暴露于公众视野内。2011年,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在离开媒体后,创办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独立纪录片导演蒋能杰的《矿民、马夫、尘肺病》,跟拍尘肺病人赵品凤生命的最后八年。
赵品凤的死很意外，在一次整晚的停电之后，制氧机无法运作、救护医疗迟迟未到，他就这样走了。
这部纪录片在2020年春天，通过半个多月的私下传播，意外走红，登顶豆瓣一周口碑电影榜榜首。蒋能杰做独立纪录片导演已有十多年，他希望，将来我们回望今天社会的高速发展，不应该忘记这些群体做出的牺牲，应该为他们留下一些资料。
以前有这么一种说法：“北京人看全国人民都是下级，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广州人认为除了自己其他人都是北方人。”中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一直伴随着地域歧视的口水战。
管虎导演的43集电视连续剧《生活在他乡》，是一部上海底层本地人和外来人口共生的年代剧。对外地人而言，比城里人的白眼更要命的，是制度的壁垒。由于没有本地户口，处于“半市民化”状态的外地人，无法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人格尊严，连买房都要多交保证金。
电视剧里从1999年到2010年的上海，正处于城市高速发展期。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为城市化做出贡献的人，都能分享城市化红利，反而弱势群体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剧情在2008年这片弄堂被拆迁后戛然而止，安上一个大家喜迎奥运，在弄堂最后一次大合影的结局。电视剧没有说的是，拆迁之后，这些外乡人和本地人的命运，会更加极化，走向不同的方向。本地人拿到了拆迁款，搬进新的商品房，过上了更体面的生活，而这些底层外地人仍然是城市的边缘群体，继续漂泊。分化的关键，就是户口。
1958年的户籍制度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农民整体地变成了中国社会的下等国民。改革开放虽然打开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但农民被户籍限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未改变。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63%、和45%左右，二者相差十几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中国约9亿城镇常住人口中，有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仍无法享受与城镇户籍挂钩的20多项福利，包括个人权利、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方方面面。
为什么户籍改革如此迟缓？2021年3月，常驻北京的《彭博商业周刊》资深记者罗谷(Dexter Roberts)在他的新书《低端中国》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中共如何用“户口”控制和利用农民，把他们当成永远的外来者和二等公民。可以说，“农民工”这种独特的身份制度，是政府、工厂老板、城市精英和地方势力，为从农民身上榨取最大的利益，合谋打造的。
可是，社会不公导致的畸形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最终会影响消费和投资结构，
如果中国农民工和农民不能成为健全的中产阶级，常年有几亿劳动力只拼命生产却无力也无意消费，内循环的蛋糕能做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