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前讲师吴强:" 得到承认才是尊严的本质,是最重要的。 "
今年9月10日教师节当天，作为清华大学前讲师的吴强接到了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的一审判决，维持了清华大学去年对他做出的解聘决定。
清华校方在2015年因为吴强从事香港“占中运动”等社会运动研究而将其停职。接到判决后，吴强迅速在9月21日向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寄出了上诉书。
吴强的案例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境遇的一个缩影。在当前的中国，敢于批评当权者，或者从事引起当权者不悦的研究的学者，往往是得不到承认的。他们常常被噤声、停职、开除，甚至判刑、坐牢。
就在吴强曾任职的清华园，法学院教授许章润2018年通过网络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批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把国家引向倒退，很快就被警方以涉嫌“嫖娼罪”为由带走，并遭到清华大学开除。
在面临清洗的形势下，有些知识界人士趁着外出访学的机会展开逃亡。当时在香港访学的原《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长平，被国内朋友告知他有可能被抓捕，便决定暂不回国，目前长居德国。原中国政法大学讲师、人权律师滕彪2014年也逃亡到了美国。
原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滕彪:" 我是 2014 年 9 月来到美国,当时是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来做访问学者,当时的背景就是许志永、王功权等参与新公民运动的很多人,包括丁家喜、赵常青等等,都被抓了。 "
许志永、丁家喜、滕彪都是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志永和丁家喜目前还在中国的狱中。
原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滕彪:" 在江、胡时期,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等流亡海外,但与 2013 年之后相比,人数是非常少的。 "
知识分子的流亡在现代史上并不鲜见。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前后，胡适、张爱玲等一批知识分子脱离大陆，投奔台湾、香港或其他国家和地区。流亡显示出这些知识分子对政权的批判姿态，也凸显出现代知识分子这种身份的题中之意。
滕彪认为，按照这个标准，今天中国多数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没有体制上、经济上的独立，也没有思想上、精神上和知识上的独立。所有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是中共控制，他们为了饭碗而不敢独立地发表见解。”
但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可以争议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简认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需要判定作为前提的学术传统:" 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比如葛兰西,知识分子只是为当权者生产知识的人。在道德主义传统中,有资格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要达到某种道德标准 。 "
滕彪在北大法学院的学长、北大法学教授强世功去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负责整个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
强世功在学界作为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国家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推介人而闻名。在二十世纪初叶，施密特为德国纳粹党提供理论支持，被称为纳粹的“桂冠法学家”。从九十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通过刘小枫、强世功等人的著作，施密特的学说在中国学界一度风靡。
在国家主义的笼罩下，近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还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对台海局势表态说，“我们要进攻台湾像玩儿似的，现在消灭台湾20万军队一点问题都没有。只不过是一点代价，道德代价；21世纪了，还打那么多人。我可以告诉你，台军20万人，在我军面前就是一堆肉，是没有意义的。”
澳门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郝志东教授分析说,这种论断反映出这些学者真实的认知:" 就是拿杀人、死人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他们就没有这种概念,他觉得这种事情就跟捏死一个蚂蚁一样。他就是没有人权的概念。 "
对于那些以学者身份出场、但与政府立场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人,有舆论称其为"有机知识分子"。郝志东分析说,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旗帜下,有机知识分子与当权者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但他强调,关键可能还是当权者:" 领导想什么,有个什么主意,就让你来跟我讲,强化我的观念。 "
除了权力之外，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立场的可能还包含市场、金钱等因素。
清华大学前讲师吴强: " (知识分子)在压力、金钱、市场、流量等诱惑之下,出现一种集体的转向。这种转向需要伴随人对尊严的态度的认识上的变化,需要伴随人格的变化,需要伴随一种放弃,就是自愿为奴的一种心理。"
2017年末，中共十九大刚刚将习近平的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中国人民大学等至少二十所高校就先后成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021年底，中共十九大六中全会才落幕，北京大学就接连成立四个以“习近平思想”为名的研究中心。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犬儒化趋势所影响的显然并非只是这个群体本身。
原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滕彪:" 它对一个民族知识的积累,文化的传承,包括精神的独立,都是一种毁灭性的影响。 "
原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滕彪:" 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民众的犬儒化,缺少独立人格、缺少批判精神,既是专制极权带来的结果,同时也是维护极权的重要力量。 "
知识分子群体在道德立场上的退缩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一些真空。而这个真空正在被其他人填补。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简2019年出版著作《在人民之间》，描绘并分析了1990年代至2015年在中国出现的民间知识分子。这是指的自由作家、民间史家、独立导演、维权律师、记者等不同主体形成的网络。他们反抗政府的压迫，改变了中国的公共文化以及身为知识分子的意义。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简:" 在中国,自从 2004 年左右发生了一场关于 ' 公共知识分子 ' 的争论后,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就受到了国家和公众的批评。民间知识分子的出现或重新出现是对这种批评的回应,是将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具体经验重新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 "
身在北京的吴强则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坚持知识分子的职守。在被中国现存的学术体制排除后,吴强却感觉自己意外地获得了某种"解放":" 我在国际媒体上更多地发表了评论,我在个人专著的研究和撰写方面接受了各种独立机构的邀请和资助,一定程度上从这种严格的审查中摆脱了出来。 "
吴强强调，在中国威权体制残存的言论空间中，他所坚持的政治学观察和评论成为了社会稀缺的反馈，艰难赢得了当权者的承认。他说，为承认而斗争正是现代性的核心。
（记者：王允 视频编辑：郭亚萨 责编：天边、申铧、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