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前夕和爆发后的毛林关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让我们来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刘少奇的毁灭。然而，这件事只能说是历史的一个逗号。在刘少奇终结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林彪之间的矛盾，就快速浮现了出来。
如我们之前所讲过的，在文革爆发前，林彪可以说是毛泽东的铁杆盟友。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是林彪对毛泽东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支持，使毛泽东在面临大饥荒造成的地位危机时，有了一个强力的帮手。在这之后，毛泽东也对林彪投桃报李，毛林两个人大型“商业互吹”，发动了所谓“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军队学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文革中随处可见的毛语录，也就是俗称的“红宝书”，就产生于军队学毛著。在文革爆发后，林彪所代表的军人势力对毛泽东进行了强力的支持，毛泽东也对林彪进行了很多支持，与林彪一同清洗了军队中的不少非林彪系的势力。1966年5月的罗瑞卿倒台、1967年5月的“五一三”事件及其导致的中共军内造反派被清洗，以及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都是其中的重要例子。到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宣布对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贺龙也“不保了”，而贺龙也是和林彪素有恩怨的人物。在这之后，身患糖尿病的贺龙于1969年6月被注射了葡萄糖液，随后死去。
不过，毛泽东在此期间对于林彪也绝非完全信任。在1967年7月，林彪曾与当时的毛派红人王力结合起来，大张旗鼓地对中共军内的非林系山头进行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然而，随着1967年8月毛泽东抛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这次“揪军内一小撮”也不了了之。
事实上，在文革爆发后的两三年里，林彪以及整个中共军队的势力膨胀得相当厉害。1968年9月5日，随着新疆革委会的成立，当时中共治下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在这29个革委会中，由军人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有20个之多。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新党章草案上，更是加上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的表述。其后，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的中共九大上，中共新党章正式通过，林彪也就正式地戴上了毛泽东“接班人”的头衔。然而，也就在这时，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已经产生了虽然表面上没有说破，但实际上已经很激烈的冲突。
自古以来，强势的君主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往往都以一地鸡毛收场，汉武帝、康熙帝与他们的太子间的恩怨都是典型例子。“接班人”的头衔绝不能说是稳固了林彪的地位，反而把他放在了一个很危险的位置。更何况，林彪这个“太子”这个时候的权势很盛，这就更会引起毛泽东的猜忌。此外，毛林两人这时在政见上也产生了裂痕——这一裂痕的直观反映，就是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争。
二、围绕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毛林斗法
1969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的碰头会上，毛泽东指定了陈伯达负责起草中共九大报告，张春桥、姚文元也被要求参与其中。接到这个任务的当天，陈伯达就让他的秘书搜集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并且对他的秘书表示“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抓生产了，经过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接着，在2月7日的又一场会议上，毛泽东又表示“政治报告由陈伯达牵头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参加，林彪挂帅”。
在这之后，林彪曾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叫道自己家里开会，表示报告的内容他自己不多过问，由陈伯达来考虑。在这之后，陈伯达写了一个名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提纲——这个提纲光是听一听名字，就能感到一种明显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味道——接着又和林彪进行了一次商议，再对提纲加以修改，然后写了一个报告，将它附上提纲交给了毛泽东。
然而，对于陈伯达写出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并不满意。1969年3月12日，毛泽东召集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在会上亲口表示：“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位。”“两家各搞各。”并在会上点出了他心目中的报告主题，说：“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看发生的只是对一份政治报告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背后却充满了隐隐的火药味。在这种情况下，老奸巨猾的康生推掉了写报告的任务，于是起草中共九大报告的任务就转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手里。这件事情令林彪相当不满，因为陈伯达的报告可以说是林、陈两个人商量着做出来的，背后反映的则是他们在此时的政治态度，也就是希望执行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接下来，这些中共大员们讨论了张春桥起草的报告。在讨论中，陈伯达言辞激烈地表示：“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毛泽东则是反唇相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这样，陈伯达的报告就再也没有翻盘的希望了。随着张春桥、姚文元开始起草报告，林彪曾经表示：“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不满之情可谓是溢于言表。
最终，在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林彪宣读了张春桥、姚文元写下的政治报告，这份政治报告里表示，这次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文革作为一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随着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斗、批、改”，就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在1966年8月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推出的《十六条》中所说的一段话：
“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成，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也就是说，按照张春桥、姚文元所写的政治报告，中共九大的召开并不意味着文革式政治的终结。正如这份报告所说，尽管文革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
一段广泛流传的现存影像资料，展示了中共九大上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幕。镜头中，在林彪面无表情地读了张春桥、姚文元写下的政治报告后，毛泽东有些戏谑地对与会者们说：“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啊？”会场上随即响起一片掌声，而毛泽东则在掌声中说：“赞成的举手！”并举起了自己的手。会场上的人们，包括坐在毛泽东两边的林彪、周恩来，也都拿着俗称“红宝书”的毛语录举起了手。接着，毛泽东站起来环视会场，而后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通过！”会场之上，则是响起了疯狂至极的喊声“毛主席万岁”。在了解了中共九大报告起草之争这一背景后，我们如果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场景，就能通过毛泽东、林彪在当时的表现，想象出毛泽东那时候内心的一种病态“快乐”和林彪心中的郁闷。
三、林彪一系仍然实力强劲
中共九大也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常委只有5人，排在头两位的是毛泽东、林彪，另外三位则是按照姓氏的笔划排列，依次是陈伯达、周恩来和康生。总的来说，尽管林彪、陈伯达在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上吃了一个大亏，但他们依然在五常委中占据着两个位置。除此之外，这次会议也产生了2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除了毛泽东之外的铁杆毛派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4人，除了林彪之外的铁杆则有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等5人，此外还要加上在当时正靠向林彪的陈伯达。
随着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宣告取消。但是，1968年3月以来接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工作的军委办事组依然在活动，实际上管理着军队。在1969年5月刚刚开完中共九大时，这一办事组的组长是黄永胜，副组长是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几个林派大将也都身在其中。尽管铁杆毛派谢富治当时也是这一办事组的成员，但总体来说，这个办事组实际上是林彪一系的天下。
总的来说，随着中共九大的召开，林彪一系的势头仍然非常强劲。尽管林系人马在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上输了一阵，但他们很快就展开了首次反击。这次反击的发生时间，是中共九大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969年4月24日产生中共中央委员的时候。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先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