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色列被哈马斯袭击后,与以色列友好的国家纷纷透过外交管道谴责哈马斯的暴行,并针对受到伤害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难民进行人道救助。但在这些国家当中,却不见中国的身影,就如同他们一年前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时的态度,中国这次选择帮哈马斯说话,并表示因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伊斯兰教徒过于残酷,才迫使哈马斯拿起武器反抗。
虽然我们都知道中国所说出的事情与事实不符,但回顾中国在面对各地区的武力冲突时,其立场大多数站在与西方盟国对立的一方,尤其是站在反对美国的那一方。若要深究其原因,除了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基本国策外,也必须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关系上的思考逻辑,毕竟在常人的观念中,应当在理性上首要选择普世价值,于是无法理解为何中国总是以意识形态为优先的选项。
那么中国在思考对外关系上,真的一切以意识形态为优先考量吗?或是有其他因素参杂在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本国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目标是要让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恢复过往中华帝国的权威还有国际影响力,不只是成为称霸一方的区域霸权,它更希望能取代美国,成为新一代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毕竟在中国过往的历史教育中,不断强调中国曾经拥有“天朝”的辉煌,无论代表政府是谁,都必须宣传自己是“奉天承运”的统治者。
与西方文化中的“君权神授”相仿,中国历代统治者为强调自身政权正统性,总会强调自己的统治权是领受于“天命”,无论是异民族或华夏民族的政权,都无法脱离这条轨迹,毕竟受到“天命说”影响的不只是被统治阶级,还包含协助统治的文官集团,这些文官集团远从秦代组成中央集权政府开始,就已经在为统治者服务,即便顶头上司换人,只要统治者证明自己是“领受天命”,文官集团就会立刻转换自己宣示忠诚的对象。
但这所谓的“天命”是什么?较为相近的说法是西方文明中的“罗马治世”,简单来说是要让人民感受到自己身为“帝国一分子”的荣耀,除了拥有广阔的领土外,更重要的是能维持此一区域的秩序,并能让语言不通的异民族臣服,换另外一种较为抽象的说法,则是让百姓感受到自己身为“世界中心之国民”的荣耀。
这与过去希特勒提出的日耳曼民族“生存空间”极为相似,但不同的地方在于,“天命说”的主体是意在维持中央政权的统治正当性,而对外文化输出和领土扩张则是用来证明当今执政者是“领受天命”的行动,其地位相当于是对内使用的精神镇定剂和兴奋剂,以避免民众对执政者的任何统治行为产生怀疑。
这也是为何中国共产党在1997年的十五大后,要提出“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当时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逝世,同时香港主权也回归,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此一时间点中国的国力已经开始恢复,但为了维持对内统治的安定,且避免重蹈1980年代各种民运风起云涌的覆辙,进而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必须让民众认知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统治下,中国才能重回世界大
国之列,并与其他大国竞争,最终成为统御世界的唯一强权。
随后于2002年,“中华民族伟大振兴”计划进一步升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在2012年成为习近平喊出“中国梦”的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重建大国荣耀、改变历史现状不只是基本国策,同时也是宿命与诅咒,也是他们追寻永续统治中国所使用的唯一解药。
中共基本国策与其对外关系的逻辑
所以这边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为何中国共产党在历次的对外关系表态上,几乎与主流意见站到对立面?又为何在科索沃战争时中途转换立场?还有为何在九一一事件后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与美国站在一起?
在这些选择的背后,主轴依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做出这些与西方主流相同意见的表态,多少与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方针有关。
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外交方针,全文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站在现今中国做出的动作来解释,就是告诫中国共产党与其继任者,在实力能与欧美等国一较高下前,不要强出头与欧美等国相互竞争,在进行最后的决战前,都要隐藏住自己的意图与实力,并且欺骗敌人,与敌为友。
但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误解,则是将“韬光养晦”四个字解读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成为霸权国家的想法,并善意的解读中国共产党愿意迎接普世价值,毕竟中国都已经开放市场了,认为只要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从根改善中国基层的经济状况,就能养出足以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中产阶级,并进一步让中国共产党放弃专制统治,因为同样的经验在应对东欧共产集团上曾使用过。
从实际结果看来,却与西方国家所设想的相反,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统治不但没有因为经济改善而松动,反而更加固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毕竟中国共产党见识过华约集团崩溃的过程,于是他们将经济成长的结果归因于中国共产党继承“天命”,同时在宣传系统中加以强调,就是为了要避免重蹈华约集团和苏联的覆辙。
但是“韬光养晦”对现在的中国来说,只是一个国策战略上暂时的隐忍,不代表永远不会改变,毕竟要实现“天命”,共产党还是得走上称霸之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习近平在外交立场上的转变。
2017年之前,习近平表示中国应该参与形成全球新秩序。这一立场在2017年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提出了“两个引导”:(一)中国要引导国际社会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二)中国要引导国际社会维护国际安全。
除此之外,习近平也在2023年探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期间提出“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必须做到沉着冷静、保持定力,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团结一致、敢于斗争。”这从根本上修改了邓小平的外交方针。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共产党已经无法满足于现状,加上自从COVID疫情爆发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如果要继续维持对内的统治正当性,势必要转换对外的立场。
结论:中共眼中的“合理”外交判断,并非建构合理交流
所以中国在执行这些外交策略时,是以意识形态在进行判断,还是用理性去衡量利弊得失呢?严格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都非常理性在思考,何种决策能最佳化自身的统治利益。无论是谴责恐怖主义也好,或是批判西方国家干涉,它的思考逻辑并不脱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核心战略目标,因为要达成这些战略目标,在外交策略上适时的欺骗敌人,在中国共产党策略使用上有其重要性。
但中国共产党难道不会放弃或更改核心战略目标吗?我们在前面探讨中国的基本国策时有提到,因为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在取得政权时,都会宣称自己是“奉天承运”的天选之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承天命之人”,就必须透过对外扩展国家威权和实现经济增长,来对内展示统治的正当性,毕竟这已经是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文化,随意更改有可能会动摇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
那么现阶段中国受到各国贸易制裁,外资开始流出,难道不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吗?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一定有所影响,他们反而会透过强化思想教育,还有各种言论管制来避免质疑的声音出现。
就拿最近通过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前阵子的“国安法”来说,就鼓励民间自主行动杜绝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声音,同时透过各类对外仇恨宣传,转移民众对统治者的不满。
就笔者的观察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个使用“合理”策略的统治者,它并不会随便更改自己订下的政治目标,毕竟随意更改所面临的,除了来自民间的反弹,还要面对党内的批斗,在如此背景下,巩固政权,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核心目标,所以对共产党来说,对外关系的决策,从来都是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所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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