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事件和殖民統治(曹长青)


2017.02.24
1280px-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JPG 1989年,嘉义市弥陀路二二八纪念碑宣告落成,为台湾首座二二八和平纪念碑。(维基百科)

20世纪是人类最血腥的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蔓延大半个地球,造成一亿三千万人丧生,超过之前19个世纪的总和。仅仅是在亚洲,就有过三场政府主导的屠杀:台湾的228大屠杀(1947年),南韩的光州大屠杀(1980年),中国的天安门大屠杀(1989年)。三场屠杀的起因和背景有不同,但性质一样,都是政府动用军队,对人民实施国家暴力。

三个事件的遇难人数与结局有不同:

光州事件发生10年后就得到昭雪,查到有240人遇难。责任者(总统金斗焕和卢泰愚)被判刑,受难者得到赔偿。

中国的天安门屠杀,因责任者共产党至今掌权,不仅没有昭雪和赔偿,甚至遇难人数都不公布。据当时在北京的《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的估算,遇难人数在400到800人之间。美国国务院当时的估算数字是三千人。

台湾的228屠杀,遇难人数也不详。当时《纽约时报》报道说,在街头被枪杀和处决的人数有2200多人。该报后引述在台湾的外国人估计,遇难者有一万人或更多。

对228屠杀,在台湾有了民主选举之后,马英九的国民党政府也被迫做了一定的赔偿,强调是“官逼民反”。但台湾人不认同这个说法,认为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家暴力。

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时,关于228事件的史料才开始更多公布,出版有16册。在去年民进党再次执政后,又出版了6册,总共已有22册。

从目前史料来看, 228事件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而是国民党到台湾之后,对台湾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軍事殖民统治的必然结果。

第一,政治殖民统治。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作为盟军中国战区长官,受命接管台湾,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该公署最高管理层21人,只有一个台湾人,其他全是国民党外省人。在行政公署的全部445名高阶官员中,台湾人只占8%,连一成都不到,而当时台湾人在当地人口中占90%以上。这种政治管理结构意味着,台湾已被外来的国民党政治殖民统治。

第二,经济殖民统治。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台湾米价一斤是二角钱,到了228屠杀前一个月,国民党只是在台湾统治一年六个月,一斤米价就涨到80元,涨价了400倍!国民党把台湾当作征服的殖民地,把台湾的资源都抢劫到中国大陆,进行国共内战使用。228事件时,之所以很快从台北烽火到全岛,就是因为台湾人对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殖民统治严重不满,最后由一个稽查私烟的冲突而引爆。

第三,文化殖民统治。蒋介石的军队刚登陆台湾不久,国民党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就公开对台湾人民演讲说,“台湾人还没有接受真正的中华文化之熏陶,是二等公民。”这些来征服和统治台湾的“高级外省人”,马上就居高临下地把台湾人当作二等公民,认为台湾人讲不好中国话,即后来的所谓“国语”。在蒋介石统治时代,台湾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说台语要被罚款,要被挂牌子。很多台湾人都有过讲台语被挂牌子的经历。即使到了前两年,国民党的外交官郭冠英还公开诋毁歧视台湾人,宣扬他们国民党是高级外省人。即使到了几天前,前国民党中评会主席团主席陈庚金还在大会公开呼吁,国民党军公教人员要“能捞就捞,能混就混”,要把台湾人的本土政府拖垮。那种高级外省人的殖民心态,根本没有改变。

第四,军事暴力统治。台湾的228屠杀与南韩的光州屠杀以及中国的天安门屠杀虽然都是政府动用军队屠杀平民,但还是有相当的不同,在台湾的228屠杀中,台湾人本土精英几乎被斩尽杀绝。被杀害最多的是台湾人的“四师”:台湾人做医师的很多,不少是毕业于日本的名牌大学,但很多医师惨遭杀害;再就是台湾人牧师、律师、老师等,很多也遭到毒手。还有记者、编辑等报人,以及画家、作家、大学教授、学者等等,包括第一个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哲学博士的台湾人林茂生,也在那种屠杀中遇难。有国民党人曾轻蔑地说,台湾人没有人才。外省人出身的陈师孟(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长孙)就挺身而出痛斥反驳说:台湾人精英都被你们国民党杀光了!

正是上述这种种殖民统治,让台湾人痛恨国民党!而在蒋介石的军队刚刚登陆基隆港时,台湾人是怀着认同祖国的心情热烈欢迎的,把国军视为“祖国亲人”,认为终于结束日本统治了。但一场大屠杀,以及随后国民党用38年军事戒严法的暴力统治,令台湾人对国民党完全绝望。国民党的严酷专制、贪污腐败、党国一体,以及毫无法治等等一系列恶行,都使台湾人怀念日据时代,虽然那个时代台湾人也是二等公民,但日本当局绝没有像国民党那么坏、那么残忍、那么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这是台湾人后来而且至今“亲日”的重要原因之一。

228事件70周年了,这是台湾人永远的伤痛。跟南韩的光州事件的处理结果相比,台湾的转移正义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是跟中国的天安门屠杀相比,台湾人还是幸运了,毕竟有了民主,有了新闻和言论自由,有了对历史真相追究的机会。

2017年2月28日于美国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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