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人办报等于报丧(曹长青)

六四事件22周年了,按当时中共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说法,“六四”也有713名学生和市民被打死。但这么人命关天的事,在当今中国五千多家报纸、电视电台上,却连一个字都不提,好象这件事压根就没发生过一样。

201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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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但跟一百年前相比,中国的新闻自由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是倒退了!
 
清末时,中国开始出现报纸,清政府也随之颁布了《大清报律》等,目的是想控制。但学者研究认为,这些立法还是相对比较开明的,促进了中国报刊的“短暂繁荣”,因为报纸可以跟政府打官司了。在清朝结束前的13年中,只有30家报刊被当局查封(平均每年不到3家)。而今天中国政府动不动就全国“整顿报刊”,一次就查封几百家。去年的整顿,只山东一省就封掉32家报纸,比清王朝13年查封的总和还多。
 
在过去一百年中,中国有三个时期新闻控制最严,标志都是为一人办报,为一党宣传。第一个是袁世凯称帝遭全国反对时,袁政府颁布《报纸条例》,对媒体严厉镇压,有60多记者被捕,至少24人被杀,全国报纸由500家凋零到130多家,史称“癸丑报灾”。
 
当时有一家日本人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敢登一些不同声音。但袁世凯儿子由于不想让父亲看到那些反对的声音,居然买了套印刷设备,亲任主编,办了张假《顺天时报》,刊登歌颂帝制文章,欺蒙他父亲。这张“一人报”袁世凯当然喜欢,认为帝制是人心所向。但好景不长,袁的家人有次到外面买食物,包装纸是一张真《顺天时报》,袁世凯看后才知道,原来天下一片讨袁声。于是袁登基当皇帝才83天就在全国骂声中“退位”,之后76天就死了(才57岁)。史家认为他“气结而亡”。袁断气前说了四个字“你害了我”,据说就是指儿子办“一人报”(袁曾说这是“欺父误国”)。
 
中国新闻控制的第二个严厉期,标志也是办“一人报”。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陆铿曾说,1946年他们给蒋介石办过“一人报”。当时蒋住庐山,南京出版的《中央日报》经上海到九江,再用马匹或轿夫送到山上,已经很晚,蒋对此“不悦”。于是《中央日报》决定在山上专为蒋办张“庐山版”,由陆铿主编,几十人在山上听电台收稿、编辑,这样蒋就可及时看到报纸。当然这张“一人报”跟袁世凯儿子办的不同,蒋总裁事先是知道的。但相同的是,也是刊登权力者喜欢的东西,当时大权独揽的蒋总裁也俨然是“皇上”。
 
据新闻学者的研究,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颁布的新闻法令有40多个,其中半数是为新闻检查而设。只是陆铿为蒋在庐山办“一人报”的1946年,蒋政府就以“重新登记”为名查禁报刊,只是重庆、北京、昆明三地就查封了143家;新登记报刊的资本额,比原来提高五万倍,以此增加办报难度。
 
中国对新闻控制的第三期,也是最严厉期,是共产党在中国掌权建政之后。中共通过国有化,把所有报纸变成国营,完全被政府掌控。在清末,中国除了一份《直隶官报》,其他报纸都是民营的。在袁世凯称帝时,中国的报纸也几乎都是私营。连袁的儿子都没法办份官报与之抗衡,只能办假报。在蒋的民国时代,除了《中央日报》等,大部分报纸也是民营的,所以蒋政府才要通过巨额资本、繁琐登记、尤其是新闻检查等,来限制媒体。但到了共产党时代,这些都不需要了,国有就是党国所有,甚至都是党报了,党当然可随心所欲。一位《人民日报》副总编曾说,这张中国最大党报除了出版日期,其他都是假的。话虽有点夸张,但说出了党报的本质。今天六四事件22周年,中国大小报纸一个字都不登,不就再次证明这种“本质”吗?从这个意义说,中国的报纸也是“一人报”,是给胡锦涛看的,得符合他的共产党意识形态。袁的儿子当年办的是假《顺天时报》,今天中国的报纸是真的《顺党时报》。
 
但“一人报”无法长久,甚至等于“报丧”。袁世凯镇压新闻,但从当上总统到皇帝到死,前后才四年。蒋介石从“办一人报”、严控舆论,到被打败逃到台湾,只有三年。
 
今天则到了互联网时代,手机、推特、脸书、博客等,等于每个人都可以办张报纸,办个小电台,把北非、中东等民主变革的真实信息,像袁世凯家人外面买食品时包装的真报纸一样,传进中国。胡锦涛的党报们虽然还在吹谎言气球,但不管其多么庞大,在真实的针尖下,都会被扎得“漏气细无声”。这个网络的科技革命,给“革”专制的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武器。所以,也只看“一人报”、只听赞美声的胡锦涛们,当然也不会逃脱袁世凯、蒋介石“皇朝被结束”的下场。
 
2011年6月9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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