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程曉農:“保密”之禍


2020.02.14
1 李文亮醫生被警方訓誡。(Public Domain)

集權國家與民主國家的最大區別之一是信息管制,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爲圭臬,對影響民生的重大事件向以“保密”爲要。這次中國疫情爆發就是禍起“保密”,因“保密”致禍,以“保密”掩禍,直到舉國因禍而恐,最後還是得稍泄真相,以免被動。

一、禍起“保密”

去年12月初露兆頭的“武漢肺炎”迅速擴散全國,成了許多省市乃至世界多個國家的疫情。追根溯源,實乃“保密” 致禍。對疫情的保密至少包括疫情程度和疫情源頭兩方面。武漢疫情初發於去年12月初,12月1日在武漢出現了最早的病例;然而,此後一個多月裏該市並無防範,全國亦無戒備,主要原因就是“保密”。李文亮去世前當地政府認爲他就疫情“造謠”,而官方判定“謠言”的依據並非疫情是否存在,實際上是因爲他違反了“保密”的需要。武漢市長聲稱,未獲授權,不便公佈疫情,無非是“保密”爲要的體制規則使然,上下皆從。不少人認爲,防疫要依靠信息透明化,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在中國防疫和“保密”有直接關係,而保密制度直接破壞防疫效果。

“保密”不僅限於國內。據維基百科介紹,早在1月14日路透社報道,世界衛生組織確認,新型冠狀病毒“已經”有限度地人傳人。但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WHO隨即將其報道改成“可能”人傳人。如果瘟疫會人傳人,那麼,武漢“封城”就應儘早實行,趕在春節前常規的大量外流人口出行前避免疫情擴散。然而,待有關公共衛生管理部門反覆斟酌之後再確定“封城”之必要,爲時已晚。武漢疫情的高發期適逢春節將臨,人口大規模外移是可以預見的,加上疫情消息,更加劇了武漢的居民以回家投親、旅遊等方式快速流往全國乃至世界多國,於是疫情擴散的後果終於無可挽回。

“保密” 致禍,此非首端。2月8日《中國新聞週刊》刊文介紹,原上海市副市長謝麗娟回憶1988年1月上海甲型肝炎爆發的防疫情況,提到一個情節,“雖然1987年12月有關方面已經預計到了甲肝可能會大規模爆發,但卻沒能廣泛宣傳其預防措施,而是被要求‘保密’”,因爲政府對披露疫情有種種顧慮。30多年過去了,這個“保密”的體制規則顯然並未改變,於是在武漢乃至全國再度重演瘟災。當局總是指望“保密之下悄然滅疫”,然而從上海甲肝到薩斯,再到此次疫情,屢試屢敗,致禍連連。

二、“保密”掩禍


曾被訓誡的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搶救無效去世。(變態辣椒)
曾被訓誡的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搶救無效去世。(變態辣椒)

疫情公開後,“保密”規則依然在運作。一方面,對於致病病毒的源頭,既迴避公開的討論,也對公衆關注的病毒來源地嚴加控管;另一方面,對疫情統計則多方掩蓋,試圖沖淡公衆的擔憂。

官方宣稱,引起“武漢肺炎”的病毒來自武漢市的華南海鮮市場,但隨後的研究從41個病例中發現,其中27人與這個海鮮市場有接觸,但其餘14個人沒接觸過,佔34%;也就是說,病毒還有其他來源。最近,中國科學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武漢P4實驗室)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關注,這個實驗室研究炭疽、霍亂等烈性傳染病。法國國際廣播電臺2月8日報道,“中國首席生化武器防禦專家陳薇少將日前已經接管了武漢P4病毒實驗室,此舉揭示武漢P4病毒實驗室可能與軍方的關聯”。陳薇現任軍事醫學科學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長,她在武漢“封城”之後立即“空降”該所,一個“普通”的實驗室需要一個少將在如此敏感時刻“接管”,說明其中隱情不少;而軍方接管無異於“軍管”,“軍管”之下,當然首要之務仍是“保密”。於是,疫情的源頭之議,恐再無澄清之時。

然而,2月14日晚的中國央視《新聞聯播》節目緊急加稿,報道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12次會議;同時《人民日報》指出,習近平強調,要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這個說法可以多少幫助讀者瞭解一點疫情的“源頭”問題,那就是,此次疫情與“生物安全”有關。據《百度百科》解釋,“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現代生物技術開發和應用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的潛在威脅,及對其所採取的一系列有效預防和控制措施。

武漢的疫情究竟有多嚴重,社交媒體上民間信息與官方數據之間存在着明顯差異。至2月12日24時爲止,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的疫情通報顯示,湖北確診病例只有33,366個,其中武漢19,558例;而且,從2月6日起武漢市和湖北其他地市的每日新確診案例呈遞減趨勢,似乎疫情之惡化有望緩解。隨之,北京開始要求各省市春節後復工,以挽救經濟半癱瘓之勢。然而,很多人對官方公佈的疫情數字持保留態度,其疑有因。最新的事實證明,湖北及武漢當地政府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掩藏了大量病例,且看下文分析。

三、“保密”失靈


2020年2月7日,湖北省武漢市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分院外,一名武漢市民在已故的眼科醫生李文亮的照片前鞠躬。(法新社)
2020年2月7日,湖北省武漢市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分院外,一名武漢市民在已故的眼科醫生李文亮的照片前鞠躬。(法新社)

這次的疫情演變和防疫操作有三個特點:第一,特重災區武漢全靠中央操盤,疫情已經發展到非集中全國民間、軍方力量才能應對的嚴重地步;第二,次重災區湖北其他地市因疫情超出醫療設施條件而不得不依賴外援,北京因此於2月6日下令16個省市對湖北16個地市對口包乾;第三,其他省市形成了城自爲戰的單打獨拼局面。

有趣的是,16個省市對湖北除武漢之外的地市分別包乾的命令卻打破了疫情統計管控的作用,支援湖北各地的那些省市抽調防疫人員和醫療設備的同時,也逐漸掌握了湖北各地疫情的真相;於是,春節後大量前往這些經濟發達地區工作的外地人口流入之際,東部和中部各省市紛紛實行以防傳染爲重心的“封城”“封省”自保措施。結果,中央關於復工的統一號令不得不讓步給地方自治,市內居民得以安全,而外來人口則難以落腳。

2月上旬後半段的短短數日內,全國4個直轄市(京、滬、津封城,重慶封幾個郊區縣),華東地區6個省的所有省會城市,中南地區6個省區當中除海南、湖南外的其他4個省會城市,加上黑龍江、雲南、四川、寧夏四省區的省會城市,一共14個省會城市採取了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由此,經濟上最活躍地區的重要城市都實施了防疫“緊急狀態”,全國共80多個大小城市實行了“軟封城”或“硬封城”;此外,除湖北省之外,還有遼寧、江西、安徽和寧夏實行了“封省”。“硬封城”指的是疫區居民或車輛不能進城,例如,江蘇省無錫市8日宣佈,“對來自湖北、浙江、廣東、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疫情重點地區的外來務工人員一律勸返”;“軟封城”又被稱爲社區“封閉式管理”,外地人或車輛可以進城,但不能進入被封閉的居民小區,部分城市對小區居民出戶購買生活用品菜蔬等活動實行限日限次,以減少感染機會。

近日BBC網站刊登了《中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事記》,記錄了一系列關於此次疫情的相關事件。但這個大事記漏掉了目前對全國社會經濟活動影響非常大的一組事件,那就是“封城”“封省”。武漢“封城”人人都知道,但是北上廣深等最大城市和半數省會城市“封城”,在國內互聯網上既無系統報道,也無深度調查,彷彿未曾發生似的,大約還是“保密”的關係,即負面消息“不宜廣爲傳播”。

四、解密“排雷”

2月13日北京高層宣佈撤換湖北省委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由上海市長應勇改任新的湖北省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改任武漢市委書記。同一天,國家衛健委和湖北省衛健委發佈的至2月12日24時截止的疫情通報出現重大修改,爲完成這項修改任務,這兩個機關花了幾個小時來研究在通報中如何措辭,每日通報發佈的時間因此推遲了半天。

根據湖北省衛健委2月13日發佈的2月12日疫情通報,武漢市2月12日的確診病例從2月11日的1,104個突然暴增到13,386,相當於2月11日的12倍。很顯然,該市公佈的2月12日確診病例並不都是當日發現的,而是“釋放”出來的“積壓”數據;也就是說,這些病例早就存在,只是出於“保密”的需要被掩藏着不公佈。湖北省衛健委並未在通報中就此給出解釋,而國家衛健委則代湖北出面說明,這些病例屬於國家衛健委新頒佈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規定的按“臨牀診斷”新確診的數字。但這一說明仍然暴露出了明顯的漏洞,這個《診療方案(第五版)》的頒佈時間是2月5日,爲什麼湖北省在新的鑑定確診病例的規定下達後一週內沒有任何動作,而突然到了2月12日才恍然大悟呢?

其實,聯繫到湖北省委書記及武漢市委書記2月13日換人、而原任在2月12日就已準備讓位這件人事變動,可以想到,“釋放”“積壓”的病例數據,很可能並非醫療方面鑑定標準的修改之即時結果,那只是個託詞或藉口,爲新任主官“排雷”纔是真正的原因。原任“積壓”病例數據是爲了掩蓋疫情的嚴重性,但這些“積壓”的病例數據代表的是事實上已經存在多日的嚴重疫情;一旦新官上任,嚴重的疫情、真實的病例數是無法繼續掩蓋下去的;不但難以掩蓋,而且會成爲原任爲新任“埋下的地雷”,隨時會“爆炸”。新任自然不願爲前任“掃雷、犧牲”,而原任心裏也一清二楚,此時被撤換,無疑會被上峯追究責任,而“埋雷”之事只會“罪上加罪”;與其將來被指控爲“隱瞞真相,陷害後任”,還不如離任之際“排雷擔責”。於是,每日疫情統計數字就在湖北及武漢兩位書記離任的那一天增長了11倍。

各省市支援湖北抗疫,可能導致湖北各地的疫情“保密”失靈;主官換人、新官自異地赴任,會成爲部分“解密”的倒逼機制。這不是21世紀國家治理的新“經驗”,讀史的人都知道,古之君王,有的明白這些道道。不過,王滬寧這個最高“智囊”是否瞭解這些,就不清楚了。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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