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程曉農:美國民調公司充當中國宣傳的喉舌?--真話假話談民調(之二)

20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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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程曉農:美國民調公司充當中國宣傳的喉舌?--真話假話談民調(之二) 2022年中國春節期間民衆在燒香拜佛。
(美聯社)

我於2月17日在自由亞洲電臺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美國民調公司充當中國宣傳的喉舌?-- 真話假話談民調(之一)》。該文分析了美國國際公關公司愛德曼(Edelman)發佈的《2022年度愛德曼信任晴雨表(2022 Edelman Trust Barometer)》有關中國部分的數據可信度,主要是從民意調查組織者的角度來談的。本文是下篇,側重從民意調查被訪問者的角度來討論共產黨國家民意調查的被訪問者普遍會對敏感問題說假話,即“私下場合講真話,公開場合講假話”,以及爲什麼這種社會現象會造成在中國的民調與民主國家的民調含義相反。

一、被共產黨政權操控的民意調查毫無價值

西方大多數民意調查研究者都認爲,民意只能存在於自由社會,在自由社會中人們纔可能說出他們的想法和信仰。即便如此,在民主國家,民意調查人員仍然應該小心翼翼地邀請受訪者積極參與民調,希望他們能傳達自己的內心想法。

但在共產黨國家或民主化的前共產黨國家,政治干預會限制民意調查的範圍和內容,受訪者可能會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在共產黨國家,因爲政府管控媒體,很多人的頭腦中存有大量當局灌輸的認知,而民間任何異議聲音都可能被政府懲罰,所以民衆已經習慣了在民調這樣的公衆場合只講官方接受的話語。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民調意見的虛假性會誤導研究人員,也誤導民調報告的讀者。

那麼,在專制的或者剛剛走出專制的國家,民意調查還有價值嗎?要了解共產黨國家民意調查的可靠性、有效性,涉及到兩個方面:一是民意調查的組織者,二是民意調查的被訪問者。

自從中共出臺一系列涉外民意調查規定後,國外機構在中國已經無法組織獨立的民意調查。英國有一箇中國問題學術季刊《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該刊編輯20多年前就開始實行一條規則,凡是有學者提交在中國蒐集到的民調數據分析論文,編輯都會要求作者先說明其調查是否具有獨立性。如此,就很少再有人提交此類論文了。因爲人人都明白,外國學者不可能讓中國政府放棄對民意調查的監管,卻只能順從當局的操控,這樣的民調數據完全不具備有效性,當然也不能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但是,商業性民意調查機構,比如愛德曼公司,卻可能忽視獨立性民調這個保持民調真實價值的前提,把專制政權下被訪問者講的假話當作真話來分析研究。

二、共產黨政權存廢前後:蘇聯/俄國民意調查中民衆言語的差異

在已經解體的蘇聯和轉向民主化的俄國,我們可以看到對比共產黨政權存廢前後民意調查遇到的反差。

當年美國的蘇聯研究發現,蘇聯的民意調查受到五個因素的限制,其有效性完全靠不住。第一,克格勃對民意調查機構長期監控,民意調查的主題和數據公佈都要由官方批准;第二,設計民意調查的社會學家不得不把調查的範圍侷限在經濟領域,而不敢觸碰政治和意識形態話題;第三,對民意調查的政治干預限制了問卷設計中問題的設問;第四,民調問卷設計時,由於害怕政治報復,蘇聯社會學家們會故意採用當局喜歡的措辭,結果就產生了扭曲的回答;第五,大多數民調都集中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大都市,不能代表其他地區。這五個因素當中,前四個在中國都一模一樣。這說明,共產黨的制度本來就是真實民意調查的敵人。

是不是蘇聯民主化以後,民意調查就完全擺脫束縛了呢?蘇聯著名社會學家Vladimir Shlapentokh認爲,俄羅斯開始民主化後,政府曾經一度基本上不再幹預民意調查,但“極具爭議性的問題或可能‘得罪上司’的問題,仍然會被排除在問卷之外”。1980年代後半期,蘇聯的政治自由化以及隨後共產黨政權垮臺,言論自由逐漸恢復,俄國人擺脫了公開說出自己真實想法而受到懲罰的後顧之憂。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一種現象,那就是,俄國人比民主化以前更願意參與民意調查,更願意坦誠交流,更願意表達自己。美國學者Jeffrey W. Hahn陪俄國同行去做民調採訪,發現大多數受訪者都歡迎接受採訪的機會,而且受訪者一旦講起來,往往都不願意停下來。我的理解是,蘇聯人不敢講真話已經好幾代了,終於有機會對外人講真話了,他們真的很興奮。

我在俄國也組織過長問卷民意調查,與蘇聯的民意調查之父Boris Grushin的民調機構合作,在莫斯科地區抽樣了40家企業,對每家企業的廠長和工人分別用不同的問卷,瞭解他們在私有化之前、私有化期間和私有化之後的看法和評價。我注意到,民主化之後在俄國做民意調查,俄國工人敢於直言不諱地批評本廠廠長的貪腐行爲,不像中國國企私有化之時,官方民調中工人經常不敢講真話。但是,那時的俄國受訪者仍然展現出一些國民文化方面的障礙。比如,他們希望自己在採訪中表現出色,從而取悅採訪者;或者要表現出對俄國政治、民族或文化的忠誠。這種態度深深植根於俄羅斯文化,俄羅斯人對此有句諺語,“不要把我們的垃圾從家裏帶走”。中國也有同樣的文化,對應的諺語是“家醜不可外揚”,不讓外人看到中國的陰暗面。

三、“私下場合講真話,公開場合講假話”

警察在天安門執勤,和一個母親產生衝突。(美聯社資料圖片)
警察在天安門執勤,和一個母親產生衝突。(美聯社資料圖片)

身爲中國人,在國內踐行“私下場合講真話,公開場合講假話”這個人格分裂的行爲模式,幾乎是從小到老的習慣。不只是普通民衆如此,高層官員概莫例外。甚至到了海外,有些人依然習慣成自然地遵循着這條行爲守則。

前些年,《維基解密》公佈的美國駐華大使館發往美國國務院的內部電報披露,李克強在遼寧當省長期間,曾經向美國外交官私下表示,他不相信地方上報的經濟增長數據,而更願意直接觀察發電量等指標。這就是“私下場合講真話”的典型例子,但李克強絕對不敢在媒體面前或其他公開場合這樣講。

雖然每個人在不同場合選擇如何講真話、假話的情形不一樣,但很少有人是在私下場合滿嘴假話、而公開場合全講真話的。然而,一個人在私下場合講了點真話,一旦傳出去,仍然可能倒黴。中央電視臺受歡迎的主持人畢福劍2015年在飯局中說了個段子,調侃了毛澤東,由於參加飯局的某人用手機錄下來放到網上,結果畢福劍便因此丟了飯碗。

對中國人而言,民意調查當然不是可以講真話的私下場合,而是屬於必須講假話的公衆場合。那中國的民意調查還有幾分可信呢?中共很清楚,在政治高壓下,民衆在民調中遇到敏感的政治問題一般都會講假話。因此中共的民調監管部門通常認爲,民調中涉及政治方面的問題,比如法治、投票、對社會主義的態度以及外交政策等,被採訪者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當局往往認爲相對“安全”一些,因爲民衆不敢講真話。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中共因此對民調中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更加敏感,因爲中共明白,民調的被採訪者面對社會和經濟問題可能稍微會多講幾句真話。因此,關於這些問題的民調數據對當局的形象可能更具威脅性。

四、跨國民調中政府信任度高是負面信號

世界各國當中,民主國家的民衆通常不講假話,議員、政府、總統照樣罵;所以,民主社會的民調中,講真話的民衆會對政府有很多批評和不信任。這不是因爲他們不喜歡民主制度,而是因爲他們知道,民主制度之下,國民對政治人物和政府的監督是必須的。

究竟民主國家和共產黨國家的民調會有什麼樣的差別?歐洲的學者出版了一本書,《Changing Values and Beliefs in 85 Countries, Trends from the Values Survey from 1981 to 2004 (85個國家變動中的價值觀和信念,1981年到2004年價值觀調查發現的趨勢)》。這本書爲比較民主國家和共產黨國家民衆在民意調查中的話語表達,提供了一面鏡子。荷蘭魯汶大學的研究者在85個國家調查人們的價值觀,對各國民衆用同一組問題發問,這本書編輯了這個世界價值觀調查的部分數據。我在調查數據中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凡是民主國家,民衆對政府的信任程度都比較低,美國、法國、英國、日本的老百姓對政府都有各種各樣的批評;而在共產黨國家,比如中國、越南,老百姓對政府的態度卻正好相反。

從這本書提供的2000年的民調數據來看,回答“對執政黨保持信心”的比率,中國是93%、越南92%(該書184頁);回答“對政府抱持信心”的比率,中國是97%、越南98%(該書183頁)。這項民意調查的微妙之處在於,它還設計了一個問題,“雖然民主制度也有問題,但比其它政府體制好”,這個問題拐了個彎,不要求回答者直接表示對本國政府的看法,於是民衆就敢講一點真話了。從民調中看到,大多數中國和越南的民衆都知道本國並非民主制度,然後中國90%的應答者、越南72%的應答者(該書201頁)都認爲,“雖然民主制度也有問題,但比其它政府體制好”。從這個回答裏可以看出,其實共產黨國家的民衆更喜歡民主制度,而不是本國的專制制度。

可以講,各國民意調查當中,哪些國家的民調發現,對政府的批評多、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低,那往往與這些國家是民主制度有關;哪些國家的民調如果發現,民衆對政府一句批評都沒有、反而高度讚揚政府,那就明顯是這些國家專制制度所造成的。但也有荒唐的西方解讀者偏要反着理解,比如,英國經濟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 2012年11月3日在BBC中文網上發表文章,提出了十分荒唐的論點:中國政府比西方國家政府享有更大的合法性,因爲中國人對中央政府比較滿意。他錯得太離譜了,很多中國人在民調中“支持政府”,那不過是迫於恐懼的假話;而他們喜歡民主制度的回答纔是真話。西方的民調業者要正確解讀他們在中國的民調數據,必須先上課學習分辨真話、假話。

五、互聯網時代從民調監控中漏網而出的真實民意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共產黨國家的民衆可能在民調當中講真話?如果他們講了一些真話,民調的結果會是怎樣的?這是可能令大家好奇的問題。

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時代,民衆講真話、表達不滿的空間大爲拓展,民衆的壓抑通過在網絡空間發言批評當局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在網絡空間裏,“穿馬甲”(用假名)的比用真名實姓發言的敢講話,這種“馬甲優勢”便擴大了有限的言論自由,這時當局組織、防範不足的網上民調便可能“中招”。

2013年4月15日《人民日報》下屬的《人民論壇》組織了一次網上民調,參加網上民調的人數是3,492人。這次網上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80%左右的網上投票者對中共的領導及其制度持明確的否定態度,只有10%左右的人贊同官方立場。下面就介紹這次官辦的網上民調問卷中的問題,和網站上自動顯示的回答比率。

第一個問題,“中共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加快推進改革”,回答“不贊同”的佔75%,回答“完全贊同”和“贊同”的佔12%;第二個問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利於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回答“不贊同”的佔82%,回答“完全贊同”和“贊同”的佔9%;第三個問題,“只有中共才能帶領人民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回答“不贊同”的佔81%,回答“完全贊同”和“贊同”的佔11%。

這個民調出現這樣的結果,讓中共氣得發瘋,馬上就把這個網上民調關掉了。但已經在網上顯示出來的民調結果,還是給了我們一個瞭解中國真實民意的機會。《南方都市報》2012年8月18日也報道過,這一年6-7月南開大學馬得勇副教授在新浪微博、天涯論壇以及一些政治社會話題比較集中的網站,對可能更關心時政和社會政治問題的網民進行網絡問卷調查,答題鏈接公佈在新浪微博和天涯等網站上,用戶自願答題,共收集到2,241份問卷。在問卷中,98%的應答者認爲,“不管誰當領導,權力都要受到制約”;97%的應答者認爲,“當前中國社會的不公平現象很嚴重”;九成以上的應答者認爲,“人人都有權批評政府”。

當然,網上民調的訪談對象因爲網站的讀者羣特點而有比較強的觀念同構現象,其廣泛的社會代表性不足。在中國,使用互聯網翻牆到海外獲取資訊的人當中,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人佔相當大比例;但只讀報紙或只看《新聞聯播》的中老年人羣裏,這一比例可能就相對低一些,因爲這樣的人羣缺乏互聯網上傳播的非官方信息,抵禦官媒洗腦的能力比較差。

中共的言論和網絡監控與民衆的反監控行爲始終處於拉鋸狀態。在這種背景下,如何解讀來自中國的民調數據,一直是一個對讀者和民調業者的挑戰。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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