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程曉農:美中戰略關係清晰化

2024.02.26
評論 | 程曉農:美中戰略關係清晰化 美中兩國國旗
美聯社圖片

cxn2.jpg    最近幾個星期當中,美國政界、軍方陸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美中關係的重要看法,這些看法把過去兩年以來美國對華關係中的外交辭令,變得更加清晰化了。這些重要看法涉及到兩個基本層面:第一,美中關係爲什麼惡化;第二,美國將用什麼樣的策略來應對中共的對外威脅。

一、中美關係惡化的來源和走向

    筆者近幾年來一直反覆講一件事,那就是,中共2020年1月派遣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海域,舉行鍼對美國海軍基地的演習,並且由外宣官媒宣佈,“劍指珍珠港”,“攻臺必攻美”,這個行動點燃了中美冷戰。這樣的行動意味着,中國這個核大國從此取消了尼克松訪華之後形成的中美盟友關係。

    所以,從2020年初開始,因爲中國對外擴張的需要,它展開了戰略上威脅美國的軍事態勢,中美之間就沒辦法再維持盟友關係了,美中關係從此變成了對手關係或敵對關係。中美冷戰的開啓,是中共一手造成的,至於中共是否當時意識到,它的“劍指珍珠港”演習,就此便開啓了中美冷戰呢?這就是本文下面要討論的問題之一。

    蘇聯解體、美蘇冷戰結束以後,將近三十年裏,美國處在沒有敵對核大國的國際關係當中,世界秩序只受到區域型小國的影響。但是,中共開啓中美冷戰,卻結束了三十年無冷戰的世界格局;一個試圖改變世界秩序的核大國中國,從此成了世界和平與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脅。

    中國開啓中美冷戰,它有什麼好處?這又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我會在另一篇文章裏討論。在此之前,美中的盟友關係建立在聯合對付蘇聯的美蘇冷戰基礎上。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國家安全事實上納入了美國主動提供的核保護傘之下。而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美中之間的盟友關係,讓中國逐漸從美國得到了巨大的經濟和技術利益,美國對中國開放市場、開放科研合作、開放各類投資,讓中國的經濟技術實力迅速增強,甚至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美國也爲中國提供了陸軍用軍事裝備,比如新型火炮,以增加中國的軍力。

    蘇聯解體以後,美中關係不但沒有倒退,反而隨着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而變得越來越緊密。美國的很多企業把供應鏈轉移到中國,讓美國的許多產業變成了在華製造的銷售公司羣落,比如製藥業就是如此。

    從常識來看,中共點燃中美冷戰,會完全破壞美中之間半個世紀的信任與互利合作,造成中國的巨大損失。爲什麼中共堅定地走上了中美冷戰這個戰略方向?此問容作者在下文中分析,其背後的思考是,這是一箇中共決策層的偶然錯誤嗎?

二、紅色大國的“薩拉米攻擊”

    二戰之後,從1945年開始,斯大林就違背雅爾塔和波茨坦協議的美蘇約定,逐步、謹慎地蠶食東歐。斯大林指揮蘇軍佔領地區的各東歐國家共產黨,倚靠蘇聯佔領軍的威壓,使用東歐的共產黨人士在莫斯科受訓時學會的政治分化、統戰、製造階層對立、收買可利用者、操縱選舉等各種戰術,陸續奪取了東歐地區各國的政權。然後,東歐國家的新建共產黨政權再用祕密警察嚴密控制社會,不斷扼殺民間的反對聲音,把原來的自由社會轉型成了蘇聯式的專制社會。

    當東歐國家陸續變成共產黨政權之後,當地民衆陸續發動了反對蘇聯控制的各種活動,於是蘇軍先後用坦克鎮壓了東德、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蘇起義。就這樣,蘇聯這個紅色大國採用“蠶食”戰略,在原本不屬於蘇聯地盤的東歐地區,最後建成了一大片由蘇聯掌控的紅色地盤。

    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馬蒂亞斯·拉科西 (Mátyás Rákosi) 當時恭維斯大林說,蘇聯在東歐的蠶食戰略是一種“薩拉米攻擊”。薩拉米(salami)是一種在歐州很受歡迎的燻腸,通常切成一片一片喫。拉科西描述,在匈牙利,他的莫斯科背景政黨就是採用一步一步的方法,先分化不親蘇的政治力量,然後影響中間派,最終拉攏大部分左翼政治勢力,摧毀了原來在選舉中佔優勢的不親共政黨,就像切薩拉米一樣。

    以後拉科西的比喻就成爲西方國家理解紅色大國對外擴張戰略的一個“透鏡”,“薩拉米攻擊”也被稱爲“薩拉米切片策略(the salami-slice strategy)”。也就是說,當紅色大國對外擴張的時候,它明白,如果把自己的各種目標一次性推出,可能引起當地人的警惕和反對;因此,紅色大國的代理人會使用一系列小動作,每次取得一點進展,最後積累大的成果,完全實現紅色大國的吞併目標。

    從政治層面來理解,蘇聯的這種戰略,用統戰或收買對方國家裏的共產黨盟友的辦法,破壞東歐國家原有的政治自由、法治和新聞自由,削弱對方執政黨的社會支持,用紅色滲透來扭曲對方國家的言論自由,用分化瓦解、零敲碎打的方式,達成紅色大國吞併對方國家的對外擴張目標。中共近年來對臺灣的軍事騷擾和政治滲透,就是典型的“薩拉米攻擊”。

    美蘇是二戰時期的盟友,這種盟友關係一直延續到戰後。二戰後的起初幾年裏,當蘇聯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在東歐國家的“薩拉米攻擊”時,美國的民主黨總統杜魯門疏於防範,結果當地不少國家原來並不親蘇的政府都陸續被蘇聯代理人取代,於是東歐國家就被“切”進了紅色大國的“餐盤”裏,最後形成了東歐的共產黨政權集團。

三、蘇、美、中的冷戰經驗對比

    冷戰並非中共首創,二戰後不久,蘇聯就在地球上引入了美蘇冷戰。中美冷戰是人類遇到的第二次冷戰,而這第二次冷戰,同樣是紅色大國與美國對壘。美國曾在美蘇冷戰中逐漸積累了應對紅色大國威脅的經驗,而蘇聯也逐漸積累了冷戰中要如何“避免熱戰”的經驗。但是,中共卻因爲特殊的歷史背景,跳過了這一課。而正因爲如此,中國2020年開啓中美冷戰以後漸漸發現,它正在爲不懂冷戰規律而付出越來越大的政治經濟代價。

    蘇聯二戰後在東歐的“薩拉米攻擊”奏效,冷戰的鐵幕因此在東歐與西歐、中歐之間形成,這時美國的杜魯門總統纔看清了國際局勢,做出了反應,於1947年3月提出了防範蘇聯在東南歐進一步實施“薩拉米攻擊”的“杜魯門主義”,同時加快落實復興西歐經濟的“馬歇爾計劃”。這樣,美國和西歐國家才基本上穩住了陣腳,阻斷了蘇聯在西歐的“薩拉米攻擊”企圖,同時也建立了以西德邊界爲重心的北約陸上軍事防線。

    此後,美蘇之間又經歷了“古巴核導彈危機”,彼此形成了比較有效的冷戰局勢穩控機制;與此同時,冷戰雙方之間的核軍備競賽不斷升級,構成了所謂的均衡核威懾,即雙方都能有效實施全盤核打擊。核大戰威脅之下,沒有任何贏家,只剩輸家。美蘇兩國的冷戰局勢穩控機制和均衡核威懾軍事戰略,避免了彼此之間爆發直接衝突,從而防範了世界大戰的危險,爲北半球的民主陣營帶來了持續繁榮,而蘇聯集團則在這個過程中,因爲制度劣勢而走向末路,最後垮臺。

    必須客觀地承認,美蘇之間冷戰經驗的形成,蘇聯也是積極的貢獻方。雖然二戰後蘇聯的好戰領袖斯大林頑固地強調,共產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他1946年2月在演講中稱,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但斯大林1953年死後,他的繼任者就改變了斯大林的國際戰略,提出了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的路線,要嘗試以互相信任爲基礎的對外和平政策。

    但上個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曾一度爲好戰領袖毛澤東操控,他爲了奪取共產黨集團的領袖地位,反對蘇聯與西方的和平共處路線。中國曾經是共產黨國家陣營的重要成員,但最後中國與蘇聯翻臉,面臨蘇聯的全面核打擊,美國趁機把中國改成了美蘇冷戰中美國的紅色盟友。可以講,中共是在自己的核武器還未成熟、遠程運載工具仍在研製的過程中,一下子就得到了美國覈保護傘的保護。也因此,中國只在美國的核保護之下,與蘇聯之間有過一段次一級的中蘇冷戰;但中國卻因此完全忽視了蘇聯的美蘇冷戰經驗的積極意義。

    因此,中共與蘇共的最大不同在於,中共並沒有真正喫過冷戰的虧,所以完全不懂“冷戰怎麼玩”的其中道理,而蘇聯從1953年開始,就有點明白這個道理了。中共一直以爲,玩弄蘇聯當年搞過的“薩拉米攻擊”,就可以逼迫美國退讓,從而達成中共對外擴張的戰略目標,衝出“第一島鏈”。直到2023年11月習近平與拜登在舊金山見面會談,中共纔算是稍微懂了一點冷戰局勢穩控機制的必要性。

四、美國官方對中美關係的新認知

    中共的對美出擊戰略,早在上個世紀末期就開始付諸實施了,那時中國從烏克蘭買下“瓦良格號”航母空殼和全套圖紙,目標就是建立一支能威脅印太地區現有國際秩序的遠洋航母艦隊。中共本世紀的對外“薩拉米攻擊”,軍事上試圖用打擦邊球的方式,漸進地削弱或壓縮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防務活動;諜戰上則用積少成多的辦法,一點一點地盜竊美國的軍用和民用技術,來壯大中國的科技實力。

    中共2020年初點燃中美冷戰之舉,是中國第二次與自己最重要的盟友翻臉相向。前一次是中國與“蘇聯老大哥”對抗,是美國救了中共政權;這一次是中國與美國翻臉,當美國逐漸認清了中共的真實威脅意圖之後,就從美蘇冷戰的對蘇政策“筐子”裏,翻出了當年行之有效的戰略和策略,用來應付中共製造出來的威脅。

    雖然中國開啓中美冷戰已成事實,但冷戰狀態是兩個世界大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只要美國還未清晰地表示對這種新中美關係的新認知,似乎中美冷戰就只是一個假設,或者是一種可能來臨的局面。從2020年到2023年,在對華外交上,拜登行政當局始終謹慎地使用“競爭對手”這個概念來描繪中國。但以去年十一月拜登與習近平在舊金山的會談爲轉折點,美中高峯對話的具體內容,就把美中新關係的實質清晰化了。

    2021年中美高層外交官在阿拉斯加會談時,美方提出了美中關係需要建立“護欄(guardrail)”的概念。就象公路的兩側需要護欄,以保護汽車的安全,鐵路也需要護軌來避免車輛出軌,兩個核大國處於對抗關係的情況下,美蘇冷戰的教訓留給世界的經驗就是,雙方必須共同謀求戰略競爭下的和平,而不能輕啓戰端,否則就只有徹底毀滅一途。

    但是,當時中方外交官完全沒理解這種國際安全的核心概念,因爲,中共的決策圈裏,沒有足夠的冷戰中國際關係應該如何處理的認知。在集權體制下,無論是高層外交官,還是爲高層服務的相關智庫,都只敢迎合習近平的思維,只有扮“戰狼”的,沒有“澆冷水”的。

    從2020年到2023年,拜登行政當局一直在努力與北京溝通,但習近平始終拒絕正面回應;與此同時,中國通過在南中國海的公海海域建造七個人工島,並把這些人工島建設成海上軍事基地,試圖把南中國海變成“內海”。這個“薩拉米攻擊”的真正目標是,把南中國海變成隱藏中國戰略核潛艇的“深海堡壘”,依靠“北斗”衛星系統的全球精確導航能力,實現用戰略核導彈打擊美國全境的核威脅能力,進而迫使美國做出戰略讓步。

    去年中國經濟陷入全面困境之後,習近平意識到,他還需要美國大量的金融投資來支撐中國經濟,因此同意到舊金山與拜登會談,這時他才聽取了拜登講述的一系列事關中美關係重大風險的觀點。

    那美國官方現在對中美關係的認知究竟是什麼樣的呢?美國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Daniel J. Kritenbrink)今年2月21日在華盛頓表示,中國從現行國際體系中獲益,卻一直試圖破壞它。而1月16日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阿奎利諾(John C. Aquilino)在檀香山出席太平洋論壇的研討會時表示,印太地區的局勢之所以變得緊張起來,“改變的不是美國……發生變化的是本地區敵手的活動和行動,具體講,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月31日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在美國的《外交關係》雜誌發表文章,也明確指出,“問題不在於中國的崛起本身,而在於隨之而來的威脅行動”。這是美國對外情報單位對當前中共威脅的基本認知。

五、美國將用什麼策略來應對中共的對外威脅?

    1月30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談美中關係前景。他講,“我們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一個既有改變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這樣做的國家。它正在進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和平時期的軍備增加;在國際上更加武斷,包括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以及臺灣海峽。中華人民共和國正試圖使世界更加依賴中國,它正在採取行動,讓國際體系遷就其自身體系及慣用做法。我們還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爲,美國已處於末期衰退之中,北京有很多人公開宣告‘東昇西降’。”

    沙利文說:“我們認識到,數十年來爲塑造或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做的公開和私下的努力並未取得成功。但是,美國可以採取措施,一方面推動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以及其盟友和夥伴的利益和價值觀,另一方面負責地管控競爭。在我們的利益需要時,美國與競爭對手對話甚至合作,已有幾十年的經驗”。

    沙利文講了兩個要點,一,中共就是國際和平的最大威脅者;二,國際社會只能用美蘇冷戰的辦法來對付中共。沙利文講的“幾十年的經驗”,其實就是美蘇冷戰的經驗,現在美國明確地認定了中共的國際威脅,然後把美蘇冷戰的經驗用到對華關係方面,已經開始奏效了,標誌就是去年11月習近平在舊金山對拜登關於“我沒有攻臺計劃”的表態。

    2月17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表示,講了一句很形象的話,“在國際體系中,如果你不在餐桌上,你就會在菜單上”。這就是中共自己選擇挑戰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結果:中國從餐桌上,跳到菜單上去了。

六、中共開啓中美冷戰的制度背景

    中共開啓中美冷戰,當然與習近平爲奪取軍隊控制權、需要滿足各軍種擴張需要有關。解放軍各軍種當中,陸軍一直是老大,空軍其次,海軍居後。但要奪取印太海域的制海權,只能靠以前不太受重視的海軍。當海軍終於以迎合習近平的對外擴張意圖爲口號,抓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張機會之後,它就開始了海軍艦隊的全面擴軍。從某種意義上講,海軍用它自己的擴張需要,深深地重塑了中國的國際關係,而海軍是不懂國際關係的。

    中共領導人一貫就有軍事冒險主義傾向,而且國際野心非常大,它從來都把美國作爲戰略上的最大威脅;只要一有機會,中共就會向美國挑戰,想要逼美國步步退讓。中國作爲大國,它的思維從來是大國競爭、大國對抗。共產黨大國永遠有一個統治全球的野心,若從海軍的角度去看,兩岸關係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小環節,其海軍戰略即中途島演習時喊出的口號,“攻臺必攻美”。

    然而,軍方畢竟不是最終決策者,習近平之所以同意海軍出擊中途島、開啓中美冷戰,最大的問題在於,他不懂國際政治,也缺乏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重要知識。這個問題不單純因爲他的認知能力不足,更大的背景是制度層面的。

    國際政治包括大國關係和周邊國家關係。雖然中共黨政機構有不少智庫,但兩個制度性因素導致中共的智庫失靈:其一,中共的涉外情資高度對內保密;其二,對上只敢說順耳話。

    中共的對外決策是高度保密的,它把歷任黨政領導人的涉外言論視爲最高機密。周恩來以前交待外交部一句話,“外事無小事”;其意思是,你們外交部無權決定任何事,陪同黨魁見外賓時,所有記錄都必須上交封存,因爲這些談話記錄都是國家的絕密大事。這些被封存的絕密中共外交檔案,造成了一個結果,那就是,毛澤東以後的中共最高領導人,其實都不知道中共建政以後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因爲,對外事務的決策,完全是當任最高領導人的個人言行,隻字不可對黨內高層泄露,否則會嚴重損壞最高領導人的形象。

    僅舉一例,毛澤東曾五次向金日成許諾,中國的東北三省可以交給你們。金日成把這些談話都彙報給莫斯科了,因此,這幾次承諾的時間、地點和內容,俄國有完整的檔案。但是,毛之後的中共領導人完全不知道這個問題,因此,當金日成的接班人金正日接班以後,向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提出,要到東北三省視察,江澤民十分錯愕,不知如何應對。

    所以,習近平犯下點燃中美冷戰這個重大的國際戰略錯誤,其實是中共制度和中共意識形態導向之必然。中國的國際問題專家並不知道中共過去對外關係的真實狀況,更不敢做系統的挖共產黨老底的研究。而沒有本國專家的深入研究,中共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就完全不懂中共對外關係的歷史了。

    所以,說到底,是中共自己坑了自己。中共的後任領導人不知道前任的各種對外決策過程,所以就缺少必要的資訊,無法真懂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而智庫提交的政策建議必然是一堆空洞的套話,沒辦法深入解釋很多祕辛的由來。這就是爲什麼習近平雄心勃勃地想走毛澤東的老路,認爲國際局勢對他、對中國有利的制度背景。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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