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程曉農:中共建政以來的政變及其幕後

202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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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程曉農:中共建政以來的政變及其幕後 習近平上臺前周永康的未遂政變
(合成圖片:CCTV/AFP)

最近在海外,關於中國高層政治未來演變的討論中,政變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增加了不少。許多人希望習近平混不下去,而其中的一個猜測就是,會不會發生政變。但是,往往這樣的猜測都“剎車”在政變這兩個字上,因爲究竟中共內部怎樣纔會發生政變,似乎是個謎。本文就來梳理中共建政以來經歷過的政變。中共內部發生政變,實有先例;而影響政變成敗的因素其實很簡單,就是誰掌管槍。

一、習近平上臺前周永康的未遂政變

最近的一次中共高層權力衝突發生在2012年3月19日,那時習近平還未上任。當時,對武警部隊有指揮權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曾動用武警,似有政變企圖,但陰謀被內部人舉報;胡錦濤調動38軍包圍了中央政法委的幾處辦公地點。據中國的媒體事後介紹,當時給38軍下達的任務是,“粉碎陰謀分子軍事政變”。事後周永康被逮捕下獄,引發了一波周派人馬的大抓捕。

武警部隊並非是只持有輕武器的警察,而是準軍事部隊。1995年5月3日中國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下發了國發(1995)5號文件,宣佈《關於調整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領導管理體制的決定》,規定“武警部隊屬於國務院編制序列,由國務院、中央軍委雙重領導”;“武警總部接受公安部的領導和指揮,總隊及其以下武警部隊接受同級公安部門的領導”。

這樣,武警部隊的指揮權就變成了以公安部門爲第一指揮者,中央軍委只負責武警的組織編制、幹部管理、訓練等;武警部隊的日常任務、規模和編制定額、指揮、經費物資保障等,均由公安部門決定。1996年10月中央軍委先後將陸軍的14個乙種步兵師劃歸武警部隊序列,編爲武警內衛部隊機動師,直屬武警總部指揮和管理。而在中央政府這個層級,直接指揮武警部隊的便是周永康,這也是周永康2012年得以調動武警部隊的原因。

2012年的那次“3·19”事件只是場未遂政變,其之所以發生,是中共的部分軍隊出現了雙重指揮權。這也是習近平上任後改變軍隊體制、重新抓住軍權的原因。習近平隨後清洗了軍隊的主要將領,改變了中共長期以來由總參謀長和總政主任掌握軍隊核心權力的雙頭體制,取消了原來的總參、總政、總後和總裝四個軍委內設總部,把軍委各總部的二級部編成16個分管部門,各自直屬“軍委聯合指揮部”。在這個過程中,習近平也撤銷了“武警部隊”這相對獨立的軍種。

歷史上,中共的軍委主席對軍隊的管控是虛的,軍委主席不負責軍隊日常運轉的維持,只通過總參謀長和總政主任這兩個人的個人效忠來掌握軍隊;習近平則把軍委主席變成實際掌控軍隊日常運轉的職位,通過“軍委聯合指揮部辦公室”,直接把軍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裏。

二、毛澤東死後華國鋒的成功政變

中共建政後,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政變,就是抓捕“四人幫”。之所以要祕密抓捕,是因爲會議上不佔多數;但抓了黨內高層裏對立面的主要人物,就政變成功了。

據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2010年在《領導文萃》第5期發表的《胡耀邦與華國鋒》一文披露,華國鋒曾同胡耀邦有兩次長談,1977年12月談話的主要內容是關於這場政變的起因。華國鋒說,“採用什麼辦法,開全會,不行,輿論工具掌握在他們手上……只有把他們抓起來。”

範碩的《王震眼中的葉劍英》一文則寫道:當時對軍隊尚有控制力的葉劍英事先要王震多次去陳雲那裏通報意圖。陳雲反覆考慮後,直接與葉劍英面談,陳雲認爲,可供選擇的只有兩種辦法:一是召開中共10屆3中全會,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幫”搞下去;另一個是採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幫”抓起來。

而葉永烈的《他影響了中國——陳雲全傳》補充了一個重要細節:陳雲在家裏反覆研究了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名單,算來算去,覺得通過召開中共十屆三中全會,讓與會人員舉手投票,從而實現政治上打倒“四人幫”的目的,並沒有完全的把握。葉劍英是主張武力解決的,當陳雲得知葉劍英的堅定態度後,便明確表示贊同,並且說,這場鬥爭不可避免。

顯然,當時能代表軍方意見的葉劍英,是這場政變幕後的主要決策者,而掌控中央警衛大權的汪東興,則是政變的重要執行者。爲什麼陳雲這個當時中共高層裏資格最深的元老,卻不能直接參與政變的組織和指揮?道理很簡單,他是文官,指揮不了軍隊。

葉劍英下了決心,華國鋒就得到了軍隊的支持,政變便得以成功。所以,能夠實際掌控軍隊的軍方主要人物,其實是這場政變的關鍵;反過來,如果葉劍英反對政變,那華國鋒和汪東興就不敢動,否則就面臨與軍隊對抗的危險。這種情況說明,如果沒有軍方實際控制者的默許,最高領導人若單純動用中央警衛局的權力來實施政變,就可能面臨內戰。

三、首長警衛抓首長

中共高官身邊都有警衛,要有效抓捕其中的某些人,警衛這一關是饒不過去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共爲高層人員提供的警衛制度,恰恰就隱伏着政治局委員以上的國家級、副國級高官被隨時抓捕的可能性。

前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是唯一組織過成功的祕密政變的,毛澤東死後,華國鋒按照毛澤東的意願,繼承了中共的最高權力,然後馬上就發動了抓捕毛派高層骨幹(“四人幫”)的政變。爲什麼如此輕而易舉?華國鋒去世前,曾談到過中共高層警衛制度在政變中的作用。

2005年1月12日上午,曾多次探望華國鋒的長沙市委祕書長蔣新祺又一次到華國鋒家裏,華國鋒與蔣談到30年前抓“四人幫”的經過時,介紹了中共的高層警衛制度:“我們的警衛制度是統一領導,警衛員只負責首長安全,其餘都要聽警衛局的。當首長的指示與警衛局指示相矛盾時,必須無條件執行警衛局的命令。首長外出,警衛員要每天向警衛局報告首長的安全及行蹤。開會時,警衛員把首長護送到會議地點,第一件事就是向駐會警衛交槍,存放起來,首長開完會再來領槍”。這段話曝露了那場政變成功的祕辛。

首先,首長的警衛們並不是無條件聽從他們奉命保護的首長所下達的指令;相反,警衛們必須無條件地優先執行他們的上級領導中央警衛局的命令。如果警衛局下令抓捕他們原來要保護的首長,那警衛們的槍就會毫不猶豫地對準這個首長。

其次,高官警衛們除了奉命保護自己負責的首長之外,也每天要向警衛局報告這首長的行蹤;換句話講,這樣的報告制度同時也就是,通過貼身警衛,隨時對那些受到保護的高官實行監控,那些高官其實並沒有行動自由。

再次,高官們離開住所或辦公室,到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臺、玉泉山或京西賓館這些高層開會的場所,他們的隨身警衛必須在會議地點交出手槍,留在警衛休息室待命。而高官們在會場裏的命運,其實是由中央警衛局的會場警衛們掌握的。所以,如果在這些會場裏發動政變,是可能抓捕高層中的某些人的;但只有能指揮中央警衛局的最高領導人才做得到,他如果下令讓警衛局抓捕其他高官,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中共高層警衛制度的這三個特點說明,中共高層人員的人身安全,其實隨時都掌握在最高領導人的手心裏。這些特點迄今未變。

四、“管槍的”和“管紙的”,誰都能政變?

中共高層如果發生政變,必然是用槍來說話的,根本不會讓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們事先投票,來決定是否要祕密抓捕高層的某個人或幾個人。如果有抓捕行動,從來是先祕密抓捕,事後開個會,形式上讓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舉手贊成。開會時大局底定,如果有政治局委員挺身而出反對抓人,那他可能就是下一個被抓的。

因此,談到中共高層的政變,就必須搞清楚,誰能夠抓誰。這答案既清楚又簡單,當然是“管槍的”抓“管紙的”,而不是“管紙的”抓“管槍的”。所謂“管槍的”,就是軍權在手的高層成員;所謂“管紙的”,就是其他的那些高層成員,他們的權力只不過是在文件上籤個同意之類,他手頭不但沒有槍,而且別人掌管的槍就頂在他背後。

“管槍的”是掌握軍權的人,如果黨魁同時有效地掌控了軍權,又控制了中央警衛局的指揮權,他就是唯一的“管槍的”;剩下的那些“不能管槍的”高層成員,他們就只有“管紙的”資格,也只有被政變的可能。
中共高層成員中,除了掌握軍權的最高領導人之外,其他人的個人行動、保健和通信聯絡,隨時都處在被監控狀態。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電話被監聽,手機不許用,出門有警衛祕書貼身監視。所以,最高領導人可以掌握其他高層人員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誰想充當習近平的政敵,習近平一清二楚,隨時可以應付。對習近平以外的政治局成員而言,這就是“別人掌管的槍就頂在自己的背後”。若以爲這些高層人員可以互相聯繫、拜訪或者隨意通內部電話,那都是瞎猜。

五、習近平四換中央警衛局長

正因爲掌控警衛局對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如此重要,所以,不管中共的領導模式是集體領導還是個人專權,每換一個最高領導人,就會把前任留下的警衛局長換掉。習近平則換得更勤,七年裏換了四次,但似乎與防止政變無關。

習近平上任時,中央中央辦公廳警衛局長是胡錦濤時代提拔起來的曹清,習近平一直等到上任兩年後才找到一個機會,通過警衛局使用習近平專機從非洲走私象牙這件事,先透消息給《紐約時報》和BBC,借外媒曝光了此事,然後調走曹清,讓他改任北京軍區副司令。

接下來,習近平讓曹清的副手、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王少軍接任局長。過了幾年,2020年11月,習近平調駐福建漳州的陸軍第31集團軍91師政委陳登鋁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到了2021年7月,再調北部戰區陸軍副參謀長周洪許接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撤掉了王少軍的職務。但今年1月初,王少軍又被習近平安排回任,重新擔任警衛局局長。

習近平之所以如此仔細地反覆安排警衛局長的人選,可能有這樣一些因素。

其一,習近平對原來從副局長升上來的警衛局長王少軍,總是有點不放心,想換從野戰軍調過來的軍官。野戰軍的軍官一下子調到御林軍這個中樞位置,其本人從來不敢想過,所以會感恩戴德,對習近平就言聽計從。

其二,雖然這樣的野戰軍軍官事先也反覆考評過,但他們習慣在基層部隊指揮,頭腦比較簡單,一旦到了中央警衛局局長這個任務非常複雜的中樞位置,很多事情和任務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些野戰軍軍官會很不適應。

其三,中央警衛局局長的職位一向是從內部拔擢,那樣的人對警衛業務比較熟悉;同時,對多年的部下非常瞭解,指揮靈便。然而,調野戰軍軍官來擔任警衛局長,警衛局的中層幹部會不服氣,因此也會暗中掣肘,讓新局長指揮不靈。所以,習近平最後還是隻好把撤了職的老局長重新找回來,不過,經過這一番撤任和復任,王少軍多少會乖巧一些了。

隨着最近中共高層的北戴河度假期開始,中共政變論的焦點又轉移到了那裏。其實,北戴河的警衛制度與北京一樣,如何去指望李克強策劃和實施政變呢?

東亞國家當中,倒是有一個政變中刺殺成功、但事後政變失敗的案例。那就是,1979年10月26日,韓國的中央情報部長金載圭在安井洞的特務機關裏舉辦的私宴場合,開槍打死了威權總統朴正熙,死者即後來的韓國總統朴槿惠的父親。刺殺後,因軍方不配合金載圭策劃的政變,他被判了絞刑。韓國有一部政治歷史電視劇《第五共和國》,開頭三集就是這場政變成而又敗的經過。這可以算是瞭解政變的一個參考。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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