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程曉農:每遇危機必"運動"
最近,中國的政治氛圍十分微妙,官場與民間對習近平不滿的傳言持續不斷,雖然各自的原因不同。與此同時,中共對局勢的戒懼也越來越明顯。爲了控制首都的安全,北京正在建新的環京“柏林牆”,而全民“反諜”運動要“築牢反間防諜國安防線”。這些做法令人想起毛澤東時代政治高壓和強制洗腦的老套路。
一、京城流言飛起時
從中共建政以來,京城流言不斷,今年是第二次了。很多人已經忘了,第一次是1975年,毛澤東死前那一年。流言飛起當然與北京的幹部子弟有關,他們會打探各種內幕消息,也會把一些半真半假的消息添油加醋地傳播開來。由於他們的家庭背景,這樣的傳言比較容易取信民間,散佈很快。上個世紀如此,如今亦然。
今年京城傳言再起,與毛澤東死前那一年的情形,十分相似。當年傳播的京城祕聞,包括幹部子弟們如何私下聚會罵毛澤東,江青的不堪歷史,再到《紅都女皇》那本書。吾非京城中人,卻遠在廣西桂林聽到了這些傳言。由此可見,那時傳言的流播,縱貫全國,直達邊省。
當時我從安徽出差到桂林,在陽朔到桂林的船上,聽一位北京市糧食局赴桂林出差的青年幹部講了這些紅都祕聞。當時船上只有我們兩個遊客,初冬季節枯水期船行一夜。不時的江水拍船聲中,我倆坐在船沿,黑洞洞的灕江上沒一點燈火,我倆互相不問姓名,他對我整整講了一夜,一吐“心中塊壘”。
今年的傳言仍然來自北京,不少說法涉及習近平的身體狀況。這說明,北京城裏希望他病倒的人不少。這就是官心不穩,民心不穩。上世紀的政治傳言靠口口相傳,如今的傳言則借力互聯網,地球之大,無遠弗屆。
如果習近平居於胡錦濤的弱主位置,這類傳言會弱化不少,因爲,弱主棄位,不見得會有大的政治動盪。而習近平現在大權獨攬,威壓羣臣,其一旦發病,結果如何,無人可料,所謂“國將大變”,指的就是這種情勢。這也是政治傳言的穿透力所在。
毛澤東死前曾料到“國將大變”,據說他判斷會出現“腥風血雨”。後來的確發生了兩次政變。一次是1976年老毛制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把毛的親信“四人幫”抓起來送進監獄,這是警衛部隊奉命實施的一次兵變;另一次是1978年,鄧小平和陳雲聯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批判了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奪走了華國鋒的最高權力,不久華國鋒就垮臺了,這是文變,不動槍就完成了。
二、環京"城牆"修建中
習近平覺得他的統治穩固嗎?且看北京市正在做什麼,在建新的環京“柏林牆”。
古代的城市爲了城防,一定有城牆,近現代城牆大多已拆光了,但北京市又延着遠郊的市界造起了“新城牆”。北京市城區的外面是十個郊區縣,現在都升級成市轄區了。這十個區大多與河北省交界,僅東南面與天津郊區交界。所以,這些“新城牆”都建在北京行政區劃內市郊各區與河北、天津的分界線。
歷史上省市之間的邊界,可以在地圖上看到,但鄉村裏從無邊界牆,村民隨便來回走。北京東面和冀、津交界的村莊和土地,分別歸屬不同省市,但當地民衆每天在三省市之間來回跑。幾百上千年了,他們一直是這樣生活的。
但是,習近平上臺幾年後,情況就改變了。疫情爆發期間,北京南面的河北省疫情嚴重,爲避免疫情被帶到北京,開始在北京南邊和西邊與河北交界的地段修建了鐵絲網,不讓人出入。2021年10月26日一位姓史的村民在北京西南邊翻爬鐵絲網,被北京當地公安分局行政拘留。
疫情結束後,鐵絲網沒理由再留下去了,但北京市政府卻開始把鐵絲網“城牆”加強、延長。此“城牆”由鐵絲網、金屬板和滾刺網構成,非常堅固,實現了北京和河北之間的物理隔離,北京各郊區平時還派人沿牆巡邏,以防“非法穿越”。如此一來,村與村之間的村道和鄉與鄉之間的鄉道被切斷,只留下幾條主要公路,路口設置進京檢查站,每天在高速公路上的進京檢查站前,汽車排長隊。
現在北京市的“新城牆”,只有東邊和北邊還沒合圍。北京的北面是山區,人口少,很久以來,連省界的界樁都找不到了。去年11月開始,北京市開始派人到北部市界所在的山區和北京東面的鄉村,把爲數很少的界樁找出來。其實,連當地民衆都不知道,省界的界樁到底在哪裏。這個覈查省界的任務,應該是爲了確定精確的邊界位置,以便把北京的東面和北面也修築圍牆,最後完成北京外圍的環京“城牆”。
東德垮臺以前,它面對西德控制區的邊界不但有水泥高牆,還有鐵絲網、地雷帶;北韓跟南韓的邊界也差不多。但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在國界內造鐵絲網“城牆”的。北京出現的首都“柏林牆”,開創了一個“世界奇蹟”。
三、全民"反諜"風聲緊
中國的國家安全部微信公衆號8月1日發文,《反間防諜需要全社會動員》,宣佈今年7月1日起實施修訂後的《反間諜法》。文章強調,除了國家安全機關要發揮反間諜專門機關的作用,“更需要人民羣衆廣泛參與、共同防範”,要“築牢反間防諜的國家安全人民防線”。
一個國家若面臨外敵嚴重滲透、策反盛行的局面,再加上外敵隨時可能進攻,或許還可以講,需要保密防諜。中共現在真遇到了這樣的國家安全威脅嗎?或者中共遇到了史無前例的全球間諜在中國活躍的大危機了?當然都沒有。實際上,現在是過去四十年來在中國的外國人最少的時候。外資企業不斷退出,留學生越來越少,連外國的投資銀行、律師事務所和會計事務所,都被中共擠走了。
過往四十多年中,在中國的外國人絡繹來往,更有很多外國人常住在中國。那時中共不擔心“外國滲透”,現在外國人見不到了,中共反而怕起來了。這不奇怪嗎?是中國人現在都突然想跟境外諜報機構合作嗎?當然不是啊,中共的社會監控系統越來越嚴,何況,普通國人哪能都掌握情報啊。
這不由得令人想起1964年,政治氣氛何其相似乃爾。1959年到1962年,毛澤東強行發動農村“共產運動”,把農民的田地全部改爲公有,農民被強迫勞動、強迫喫大食堂、強迫去土法煉鋼,結果造成農業大減產,餓死三千萬農民。民怨沸騰,連中共1962年在人民大會堂開中央工作會議,都有幹部在會場邊的洗手間裏貼標語,“打倒毛澤東”。
毛澤東隨後在1964年發動了全民性政治運動,口號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所謂的“階級敵人”當時是指“美蔣反動派”和“蘇聯修正主義”。1964年上海的初中生入學,先要聽政治動員報告,講中國的外部情勢有多險惡,要提防配合“美蔣反動派”的“階級敵人”。一些中學生因此拿着報紙對着陽光看,找插圖裏是否有隱藏的“反動標語”。學校甚至讓中學生開始學旗語和莫爾斯電碼,說是要“準備打仗”。中共當時真要靠中學生去打仗嗎?當然不是,那時中共還沒發動對蘇聯的戰爭。實際上,1964年老毛是要營造一種“外敵當前”的政治氛圍,從而轉移民衆對政府的不滿,同時通過政治洗腦,再度營造民衆對政府的信任。這與今天中共發動“全民反諜”,不是頗爲相像嗎?
四、中共"畏民如畏虎"
現在,中共重新啓用了老毛的套路,借《反間諜法》來營造一個社會上人人緊張、互相懷疑的社會氛圍,希望這樣來轉移國人關注的焦點,讓中共高層擺脫因爲經濟困境造成的社會壓力。
那當下中共在怕什麼?中共現在的確有戒懼,但它不敢講出來。中共高層首要的戒懼是,民衆生活艱困,社會嚴重不滿,對習近平的政策有很多批評,卻不敢講。然而,不敢講不等於不在想,加之官場大部分人對習近平的打擊貪污腐敗非常不滿,也不敢講。所以,中共高層其實是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氛圍。中共統治者曾經以爲,只要推行過改革開放,從此就天下太平了。但當下中共卻遇到了四十多年來,除了“六四”之外的又一場政治危機。
中共現在還有一項戒懼,那就是,儘管它一直吹噓自己的政權無比強大,但高層心裏清楚,官方統計數據都是用來宣傳的,它深怕自己科技和經濟上的弱點被暴露到境外去。所謂的“全民反諜”,就是要給中國人全套上“緊箍咒”,讓國人不敢講他們片斷知道一點的中共弱點。
而修建北京的遠郊“柏林牆”,則顯示出中共的第三重戒懼。這種圍牆當然沒軍事價值,它反映出來的是中共現在的“畏民如畏虎”之心態。習近平對首都缺乏安全感,他想要一個整潔乾淨、規規矩矩的北京,沒民衆敢上街表達異議。
在經濟社會層面,高層不要“低端”外來人口大量出現在北京,影響市容。2017年北京市就奉命執行過一次“清理外來人口行動”,趕走了幾萬到北京打工的外地人。北京的外來“低端”人口主要來自河北省,那裏很多農村人想到北京謀生。
而在政治層面,高層也不願看到“白紙運動”之類的抗議活動再度發生。北京市民和搭乘飛機高鐵進京的旅客,都已實名掌握,用手機定位就可以隨時查找其行蹤。但外地農民工坐小巴進京,就不容易查控了,這就要靠環京“柏林牆”的功用,不讓他們進京,便可以減輕首都警方的社會監控壓力。
五、每遇危機必"運動"
每一次中共遇到了內部危機,必定會發起一波新的政治運動。在毛澤東時代,1960年代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大家都餓肚子,喫不飽飯、喫不到肉,中共便製造出了“階級敵人”,先是在社會上營造“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政治高壓,然後就進一步延伸到文革時期的“打倒黨內走資派”。今天中國人再次進入了生活不易的年代,中共當下製造的“敵人”,換成了“境外特務”。
中共無非是借這樣的政治運動來製造全社會的恐懼。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洗腦”從製造“階級敵人”開始,而打擊所謂的“階級敵人”,靠的是所謂的“羣衆專政”。現在中共新一波的“政治洗腦”是從製造“特務”開始,而打擊所謂的“特務”,靠的是中共的國家安全部,要讓特務機構在全國進一步活躍起來,吸收更多的人與國家安全部合作,來廣泛監控民衆。
最近中國正準備開始實行“網絡身分認證”,取消中國人匿名使用社交媒體的可能,迫使所有民衆在互聯網上由政府實名認證。這是一種新的對社交媒體用戶的政治高壓手段。
六、恐懼之下強洗腦
政治高壓的真正目的是造成國人的恐懼,而恐懼之下,中共的政治洗腦纔可能產生作用。“政治洗腦”這個詞是美軍在朝鮮戰爭後期審訊共軍俘虜時發現的一個現象,即很多共軍官兵被中共長期強迫實行宣傳教育之後,產生了反美的頑固認知。當時美國人用Brain Washing這個詞,來描繪中共對其國人的思維控制。這個英文詞後來被翻譯成中文,從中共改革開放以後,在中國也傳播使用。
所謂的洗腦,就是在封閉的環境中,用暴力、威脅,高強度的思想灌輸,來實現中共講的所謂“思想改造”。其基本原理就是巴普洛夫的條件反射理論,從肉體上的害怕,到心理上的臣服,直到國人成爲聽黨話的“馴服工具”。直到今天,中共一直都依靠政治洗腦來抵抗民主自由思想的傳播。雖然知識分子會多少有一些獨立思考,但在政治高壓下,敢個人挑戰中共統治的人少之又少。
中共爲什麼要維持政治高壓?因爲,只有在持續的政治高壓之下,老百姓纔會迫不得已地做出接受“政治洗腦”的樣子來。“政治洗腦”是馬克思主義的獨特統治術,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種鼓吹專制統治的意識形態,其方法是四步法。
第一步,在社會當中強行捏造出一種兩分法的“好人”、“壞人”,把“壞人”界定成“敵人”,落實到某個社會羣體上;第二步,把虛構的“敵人”作爲政治打擊對象,造成全社會的恐懼,害怕自己成爲被打擊對象;第三步,逼迫民衆跟“敵人”劃清界限,主動出來“揭發”、“批判”所謂的“敵人”,造成社會分裂,一些“積極分子”會從共產黨那裏得到政治、經濟上的好處;第四步,即便政治運動過去了,被打擊的“敵人”被平反了,很多當年跟隨共產黨的人不敢、也不願承認自己當年的愚昧,他們就成了爲共產黨辯護的頑固分子。
共產黨開展“洗腦運動”的政治高壓手段,無非是“羣衆專政”和“克格勃”這兩種。在當年的蘇聯,所有人無不害怕無法無天的暴力機關“克格勃”;蘇聯解體後的十年內,知識分子最開心的就是,不用再擔心“克格勃”了。“克格勃”在中國叫國家安全部,如今全民“反諜”運動把中國“克格勃”重新推到政治高壓的重要位置上,就是爲了
造成全社會範圍的恐懼。只有這種恐懼讓人人都害怕了,“政治洗腦”才能用“謊言”來填充民衆的頭腦。認識中共的統治並不難,其套路基本上會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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