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谴责“中国人祸”(陈破空)

中国西南大旱,已经持续半年之久,至今无缓解迹象。这场被称为“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受灾人口超过六千万,殃及耕地一亿多亩,经济损失超过二百亿(仅官方数据)。旱情还正向全国各地纵深发展,湖南、广东、甘肃、河北、山西、宁夏、西藏等省区,均呈现日益加重的旱象。
201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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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旱,缺水,导致南方发电能力剧降。广西,九成水电“瘫痪”;四川,部分电厂库存量已低于七天警戒线;全国范围,六成水电告急。旱区民众,生计维艰。号称“水资源居全国第三”的云南,竟沦落到连饮用水都告急的地步。
 
中共总理温家宝再赴旱区表演“亲民秀”,并间接承认天灾背后的人祸:基础建设滞后,工程性缺水。温某提出要“痛定思痛”, 却不是针对中央政府,而是指向地方政府、甚至民间。
 
在民主国家,遇天灾人祸,总是民间责备政府,地方政府又责备中央政府,由下而上;但在中国,情形往往相反:总是中央政府责备地方政府,甚至责备民间、指责国民,由上而下。温某的振振有词,把中央政府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仿佛,中共“中央政府”,只有训斥地方和教训民众的资格,绝无治国保民的责任。
 
然而,退休的前中共水利部长钱正英,却道出了“中央政府”的历史罪责:“进入九十年代,黄河开始断流……我们一直强调治河、用水,没想到居然使黄河水断流了。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塔里木河、黑河等内陆河流也出现断流。我逐渐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钱某虽然自责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当年我当部长时的责任。”但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共“中央政府”的责任。种种“天灾”,都是来自中南海的慢性人祸。
 
据知,文革后期,唯一的经济建设,是农村水利建设。但到了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为了从华国锋手中夺权,竟污指华“把水利建设战线拉得太长”。邓将华赶下台后,大幅削减资金,让众多水利工程下马,导致全国各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北方水资源紧缺,全国再现粮食危机,才由赵紫阳等人重提水利规划。
 
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所谓“水利建设”,竟又是一窝蜂的乱上胡干,密集拦江建坝。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环境浩劫型的“中国模式”,引发重重灾难。仅说旱灾,进入二十一世纪,日益严重。2004年,中国南方遭受“五十三年来的罕见大旱”;2005年,云南出现“近五十年来少见的严重初春旱”;同年,华南地区出现“严重秋冬春连旱”;2006年,重庆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2007年,中国22个省区出现旱情;2008年,云南连续三个月大旱;2009年,15个省市发生严重干旱;延至2010年,西南五省市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
 
钱正英提到备受争议的三峡大坝,仅一笔带过。但无可回避的事实却是,作为中共“政治工程”的三峡大坝,建成封顶(2006年)后,西南地区,高温大旱,就连年不息。到这次大旱,长江上游出现罕见枯水位,怵目惊心。
 
破坏性的“中国崛起”模式,甚至殃及邻国。就在中国西南地区爆发特大旱灾之际,紧邻中国的东南亚国家也出现严重旱情。湄公河四国,即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纷纷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谴责“中国人祸”,它们指控:中方在湄公河上游,即中国境内的澜沧江,乱建水坝,导致湄公河水位严重下降,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
 
中共方面,照例狡辩,不承认任何责任。但当近期,湄公河四国为此举行峰会时,中共当局还是同意派出代表,前往“对话”,实际上是前去“解释”、“挨批”。
 
温家宝批评地方、训斥民间,不妨自我反思:对待环境,中南海为何不能像部署其自身政权的“安全保卫工作”那样,年年做到严丝密缝、滴水不漏?为何不能将天灾人祸,像对付“社会不稳定因素”那样,“消灭于萌芽状态”?身为“暴发户”的中共腐败集团,究竟把浩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值得国人追问和深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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