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大陆群体性抗争事件频频发生(傅申奇)

与中国改革开放、莺歌燕舞的繁荣景象形影不离的是,群体性事件越演越烈。据官方统计,一九九三年有一万多起,到了二零零三年,上升到了六万多起;二零零六年,上升到了八万六千多起。毫无疑问,零八年、零九年,更是持续上升。

200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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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和最近的通钢事件,都震动海内外。这背后的原因用学术的语言来说,是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但就中国而言,这样的阵痛未免太漫长了一点儿,社会的代价未免太沉重了一点儿,社会的丑态未免太荒唐了一点儿。

中共的一党专制,使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直奔市场经济,而是走上了官场经济的弯路。掌握一元化权力的官僚群体遇到了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庞大国有资产和权力资本,为一部分有机会先富起来的权贵们,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条件。

于是乎,一切“向钱看”的旋风席卷中国大地。官员腐败一浪高过一浪,引领社会风气、道德水平整体下滑。由于中国没有工人自己的工会,权贵们对国有资产的侵吞,几乎没有受到有力的抵抗,但通钢事件却开了先河。

七月二十四日,吉林省通化市通化钢铁公司三万多职工,聚众上访,反对重组,使年产七百万吨能力的大厂,停产十一时,而且还把集掌大权的增资扩股的河北民企建龙集团委派的老板陈国军当场打死。迫使当局宣布终止重组方案,建龙永远不再进通钢。

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八年,建龙集团以百分之三十的股权,控制了通钢。管理层年薪几十万、几百万,工人的工资、福利却不断下降,出现了通钢亏损、建龙盈利的怪现象。零九年初,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通钢巨额亏损,建龙撤资走人。三个月后,通钢转亏为盈,建龙又以百分之六十的股权,进入并全面掌控通钢。

一个民间企业,对一个世界级的大厂,说进就进,说走就走,其依靠的权力背景强而有力,是不用怀疑的。但官逼民反,通钢的工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这一不同寻常的群体性事件,震惊了中南海。二十五日,温家宝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托,火速赶赴吉林省,亲自指导处理此事。

通钢事件显示,权贵们肆意妄为的终点已经临近。如果社会不能提供解决途径,类似通钢的暴力事件还会大量发生。很可能将使中国陷入更大的对立状态,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的社会动乱,将难以避免。最好的办法是确立法律的权威,利用群体、动员保护自身利益的组织,例如工人的独立工会等等,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可以遵循法律的途经来解决问题。习惯了一党专权的中共,能够踏出这必须踏出的一步吗?答案并不乐观。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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