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何清漣:民調摻入"中國因素"就成變相宣傳

2023.05.29
評論 | 何清漣:民調摻入"中國因素"就成變相宣傳 執行中國大外宣任務的中國環球電視網
路透社圖片

最近兩起有關中國的民調,一個是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的一項以中國全國各地民衆爲受訪者的調查,調查主題是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另一項是中國國際電視新聞網(@CGTNOfficial)自5月26日在推特發起投票,就北約在東京設聯絡處做個網絡民調,這是中國機構作爲調查主體,以推特受衆爲主體。前者是在受控的環境中做民調,後者是在完全不受控制、而且是中文世界"反賊”"集之地做民調,結果完全是兩重天。

中國因素之一:調查機構與受調者並非自由狀態

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這一民意調查通過電話和互聯網收集了2,009份來自中國各地的答覆,受訪者被問及他們對澳大利亞、加拿大、歐盟、法國、德國、印度、日本、俄羅斯、英國和美國的看法。

在世界各國中,俄羅斯得分最高,既是受訪者首選的的移民目的地,也被評爲最值得信賴的全球夥伴,平均得分爲5.4分(滿分7分),而日本和美國僅爲2.6分,加拿大、歐盟、印度和英國爲3.8分。在對全球影響力的看法上,俄羅斯僅稍稍落後於美國,擊敗了其它所有國家,包括歐盟。受訪者表示,俄羅斯是對中國最具有長期重要性的國家,在處理新冠疫情上,俄羅斯被受訪者排名第一,在中國應擴大經濟合作和技術合作的國家中,俄羅斯也被排名第一。

阿爾伯塔大學中國研究所代理所長王佳說,個人觀點深受國家媒體影響,民調顯示出的對俄羅斯的明顯傾斜,其中有受調者務實的考慮,比如與許多西方國家的簽證相比,中國公民更容易獲得前往俄羅斯的簽證,而疲軟的盧布也爲持有人民幣的人提供了較強的購買力。

這個結果與中國官方2018年、2020年、2021年三次《中俄關系民意調查》有連續相關性。以2021年爲例,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與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檯中俄頭條客戶端、北京益派數據有限公司,委託國際樣本服務機構,於2021年10月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超過91%的俄羅斯受訪者和超過98%的中國受訪者對進一步深化中俄關系充滿信心和期待。72.6%的俄羅斯受訪者和87%的中國受訪者認爲,中俄應該進一步加強全面戰略協作。兩國受訪者普遍贊同中俄爲推進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開展的合作,持“中俄協作可以共同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觀點的俄羅斯受訪者達83.3%,中國受訪者達95.9%。

該調查還顯示,對於“西方某些國家干涉中俄兩國內部事務、遏制兩國發展振興”這一問題,90%的俄羅斯受訪者和95%的中國受訪者認爲,中俄應該加強協作,聯手應對,堅決捍衛自身利益。大部分受訪者認爲,中俄各自的發展有助於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

這項調查顯然與真實情況相去甚遠。2022年俄烏戰爭開始後,大量挺烏的中文帳號幾乎淹沒了推特、臉書,中國知識界大多數支持烏克蘭與北約,其中對俄羅斯的用語與批判都有極強的敵意。

“中俄友好”民調是官方主導

中共從1921年成立迄今百餘年,經歷了以俄爲師、以俄爲敵、以俄爲友這三種狀態,每個階段的宣傳策略與形象差別極大。僅毛時代,就經歷過“蘇聯老大哥”成“蘇聯修正主義-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劇烈轉變,21世紀之初-2010年勉強可算進入“以俄爲友”的預熱階段,但中國的宣傳主旋律還停留在蘇聯崩潰之後的惋惜與俄羅斯陷入困境、對普京略有讚美這一階段;直至2012年習近平成中共掌門人之後,提出中俄重塑特殊夥伴關係,進入戰略“背靠背”階段,“中俄友好”這話題纔算正式登場。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之後,俄羅斯這隻雙頭鷹在西方壓力與敵意下,不得不對華友好,中俄關系算是進入現任中共高層希望的戰略“背靠背”狀態。

歷次中俄關系民意調查從程序上看,做足了抽樣調查的形式,比如2021年中俄關系民調是當年第四季度在中俄11座城市(中國:北京、廣州、哈爾濱;俄羅斯:莫斯科、聖彼得堡、新西伯利亞、符拉迪沃斯託克、哈巴羅夫斯克、伊爾庫茨克、赤塔和布拉戈維申斯克)實施,通過對兩國普通民衆進行線上抽樣調查,以分析樣本數據爲基礎,形成最終調查報告,但這種調查從樣本抽取,問題設置再到分析,過程嚴格受控,與其說反映的是民意,不如說更多反映了官方希望看到的民意。

在不受中國政府控制的區域(或網絡區域)做調查,結果就會不一樣。比如5月26日,中國國際電視新聞網(@CGTNOffecial)在推特發起投票,詢問網友“是否支持北約在日本開設聯絡辦公室的計劃”,這條消息獲北約和日本官員證實之後,引發外界熱烈討論,中國、俄羅斯、北韓等國均跳腳指責北約將觸手深入亞太,威脅地區安全。截至美東時間5月28日下午5:17分,結果是:

I strongly oppose(我強烈反對),13.6%

I am in favor of this(我支持),86.4%

評論區留言更是豐富且多爲譏嘲: “中國共產黨到底哪來的勇氣問外國人這問題?”、“我不只支持北約在日本設點,更支持在臺灣也開一個辦公室”、“比起日本,臺灣更是一個理想的地點”、“北約也應該在臺灣開設,氣死你中國”。還有人說:怎麼敢到全是反賊的推特來做這民調,自取其辱“。

我在推特上公佈了上述投票結果之後不久,@CGTNOffecial已將該調查刪除,至今也未看到在任何媒體上公佈這項民調結果。

幾點結論

一、民調從輿情窗口變成宣傳品是趨勢。自民調這行業誕生以來,一直被各國視爲了解民情的動態窗口,也是涉足現實的社會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資料蒐集手段。中國1980年代引進西方的民調方式,當時我們這些學子參予過一些民調(包括一些聯合國項目),我在西北黃土高坡的農村拿着問卷逐一訪談農民,多數是一一問答並代填,當時真的以爲這很接地氣,反映了真實民情民意。如今30多年過去,民調已經嚴重變味,各國民調大都變成爲政黨利益服務的工具,在完成委託方要求的民調之時,不同程度地扭曲民調真實性。即使在美國,選舉民調也成了爲政黨利益服務的工具。2020年大選期間,美國民調界就已經有人認爲,民調作爲一個行業存在的意義將大受質疑。

二、凡民調中加進“中國因素”,淪爲宣傳品的可能性更大。

所謂民調的“中國因素”當然是指與中國有關的各種因素,例如:一類是在中國本土以中國民衆爲調查對象的民調,比如本文所述中方與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的兩個調查即此類;一類是以中國爲民調內容的調查,在幾大洲內挑選一些國家的民衆,回答與中國相關的問題,比如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近十年一項主題爲“多國民衆對中國的看法”的調查,2016年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評價爲55%,2022年這一比例上升至 82%,則從側面印證了中美關係的變化。

總之,以民調形式出現的各種數據,參考價值完全不同,決定因素取決於調查機構與受調查者受政治控制因素的有無、強弱,受控越強,宣傳品的意味越濃,受中國政府控制的各種調查就是如此。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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