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何清漣:生育決策權應歸還家庭而非政府

2021-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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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何清漣:生育決策權應歸還家庭而非政府 生育決策權應歸還家庭而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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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政府,最近害了“人口減少憂慮症”,效法春秋末期臥薪嚐膽的越王勾踐“十年生育、十年聚養”之策,在六一前夕終於官宣放開“三孩”,被戲謔爲“最好的兒童節禮物”。但是,在青年人不得不做“躺平族”的社會氛圍中,民間輿論並不領情。

 
家庭教育投資:高投入低迴報
 
從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研究專著《人口:中國的懸劍》開始,人口問題、人口政策問題一直在我的視野中。鑑於中國的現實,我認爲鼓勵三孩是中國政府無視國情而出的昏招、錯招。在一孩政策廢止之後,政府應該及時讓政府控制的計劃生育轉型爲家庭決策的社會節育,將生育決策權還給家庭。
 
養育孩子需要不失體面的居住條件、可承受的教育成本。而對於正當育齡的80、90後,住房早就成了“六個荷包供養一套住房”;政府公立教育提供的質量不高還在其次,僅大學學費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沉重負擔。更令中國人痛苦的是,就算是念完大學也很難就業,即便是勉強就業,多數人的薪酬僅夠生活開銷。
 
中國青年一代總體上的無望狀態,有兩組數據可蠡測:一是中國總理李克強2020年5月下旬透露的數據,中國人均年收入3萬元,其中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羣,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這一點,正好與聯合國2020年3月發佈的一項調查表達的是同樣內容:全球2.67億青年處於“無工、無學、無培訓”的“三無”狀態。該報告稱,全球青年失業率約爲13.6%;全球4.29億在崗青年中,有近5500萬處於極度貧困狀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1.9美元,佔總人數13%;有7100萬處於中等貧困狀態,每天生活費低於3.2美元,佔到總人數的17%。
 
中國的情況大概與這個報告相彷彿,就算在崗,應該也有不少處於勉強餬口狀態。中國青年一代爲什麼“躺平”——這個詞已經被賦予社會反抗的意義。但不管用什麼外鑠金粉,核心要義就是低物慾、低消費,對應的就是低收入甚至不工作。不少青年一代看不到未來,哪怕一天工作12小時,身兼兩職,也買不起房;不少人覺得,結婚供養家庭已是累贅,供養一個孩子都有不少人需要啃老甚至隔代啃老,生三個孩子,那不累得趴地喘氣?
 
1980-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已經是社會中堅年齡層,他們今天看不到上升希望的黯淡生活,其實是未來中國20年的命運。
 
生育決策權應該還給家庭的理由
 
前面說的,只是中國政府在做出生育決策時不審時度勢,無視中國一半人口根本無法承擔生兒育女的教育成本。但真正的問題還不在這,而是生育這種家庭層面的事情,中國政府不應該越俎代庖,強行代替家庭做決策。一個家庭是否生育孩子,這個家庭的夫妻是唯一真正有資格的決策者。因爲只有他們,才清楚自己的經濟條件能否承擔生養、生養幾個的育兒任務。
 
正當育齡的1980、1990這兩代人,經歷了中國教育產業化、就業維艱,醫療、教育、住房這新三座大山壓頭的“中國崛起時期”。其中不少人受過高等教育,深知父母爲自己拼盡了血本才供養他們讀了大學,有的還由父母、祖父母資助買了房。
 
以下是國內有人計算的生育(養育)成本:
 
前幾年就有人計算過,居住在二線城市,從懷孕到養一個孩子到大學畢業,要花98萬元;
 
網易在今年6月4日,登了一篇《我在北京養仨娃,每年花掉300萬》。這是希望孩子高起點的方式。最低生育成本98萬,按年計算,幾乎是每年5萬。中國伴隨着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而來的,是高等教育質量下降;隨着高校擴招而來的,就是大學畢業生失業。這是從2003年就開始的中國故事。最開始,媒體還當回事報道,成爲社會常態之後,重點就轉移到海歸回國低薪就業或者找不到工作。雖然過度教育的結果是回報遠遠低於教育投資,但是隨着就業的日益艱難,只要家長還有點能力,仍然會將全部老本砸在子女教育上。
 
因此,生育決策權理所當然應該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爲不管什麼情況,養育子女的辛苦與費用全由家庭承擔,無論從社會倫理還是投資 -- 回報邏輯來說,政府毫無理由決定一個家庭的生育計劃。還有一個因素需要考慮:一旦生育權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資源,就會成爲一些人用來交易的物品。
 
涉及到國家的教育系統,這時纔是需要政府(國家力量)出場之時。
 
國家力量應該引導教育資源配置
 
大學文科教育畢業後就業艱難,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
 
美國智庫第三條道路(Third Way)曾於2020年,發佈研究報告《市盈率溢價:衡量高等教育投資回報的一種新方法》。研究發現,沒有投資回報的學校絕大多數集中在營利性院校。例如,51%的營利性大學大多數學生的收入低於高中畢業生,這意味着就讀這些機構的學生並沒有通過高等教育獲得經濟獎勵。
 
這個報告其實高估了美國大學的投資回報。即使非營利性大學,其開設的文科教育填塞了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諸凡美國左派熱衷的各種理論,社會不需要,只能到政府與NGO就業。以我的熟人圈而論,不少人的子女在常春藤名校讀書,畢業後很多處於就業艱難狀態,或者是半薪就業,或者是在社區大學重新學一門實用的技術型課程。有位哥倫比亞大學批判性寫作專業畢業的碩士生,最後選擇這樣的職業生涯:半年去英國北海油田一家公司的海上鑽井工作,半年在家寫作。他賴以謀生的工作與其專業毫無關係,但半年的收入是文科大學生的年收入的3倍。
 
中國在高等教育產業化後,經歷了高等教育大躍進,不少本無大學資質的大專都被提升爲大學,從而使中國大學教育更加劣質化。按照職業分層,一個國家本來進入精英階層的人數就是有限的,這就是中國國內約700萬外賣小哥當中,碩士以上學歷者近7萬的原因。對中國的家庭來說,花費高額投資培養一位碩士最後去送外賣,不管媒體如何從中尋找意義,這種學歷、這種教育投資都不是送外賣需要的。
 
因此,中國政府應該在教育系統擠水分,學習德國經驗,在高中時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分流。職業高中的教育應該多元化,供選擇的行業多。
 
最後對本文做個小結:政府(國家力量)不應該介入家庭生育決策,是否生育、生育多少的決策權在於家庭。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是提高教育質量,減少教育(包括家庭付出的)資源浪費;改善社會條件,着重於抑制房價,儘可能讓社會上升管道暢通。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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