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何清涟:美国科技人才国际化的得与失

20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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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化学及化学生物系主任李柏(Charles Lieber)。(美联社)
哈佛大学化学及化学生物系主任李柏(Charles Lieber)。(美联社)

6月15日,美国《科学》杂志披露NIH(美国国立卫生院)一项为时约两年的调查。该调查于2018年启动,调查内容是针对研究人员的外国关系。结果有两点令人吃惊:一是在对87个机构的189名科学家的调查中,发现约70%科学家没有向NIH披露他们获得了外国资助,约54%没有披露他们参与了外国人才计划;二是在绝大多数调查案中,被调查的都是50多岁的亚裔男性。隐瞒参与中国的人才招聘项目“千人计划”是主要问题,隐瞒的资金中有93%来自一家中国机构。

与其说这是中国造成的问题,不如说是反映了美国自身的严重问题,这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美国疏于防范,二是本国基础教育未能提供足够多的科技人才储备。

美国的防范措施流于形式

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是个老问题。目前臭名昭著的“千人计划”于2008年设立,美国研究型大学不少教授与顶尖研究人才都参与了这个计划,而且在任职机构是公开的。如果说参与者向NIH这类联邦机构隐瞒,基本是与其任职机构合谋,任职机构多半假装不知道这事。为什么说是假装不知?因为参加“千人计划”有个基本要求,每年在中国国内工作一般不少于6个月(《中央组织部就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问答》),除了几年一次的学术休假之外,几乎没人能向其任职机构隐瞒真实情况,离开美国赴中国去工作半年或哪怕三个月。因此,这些人参加中国的“千人计划”,其实是任职机构在配合。

为何会配合?常见方式是千人计划的参与者帮助其任职的美国机构从中国拿到研究赞助,已经披露的不少“千人计划”调查案例都有这样的情节,从美国另一个调查中亦可略见端倪。今年2月,《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教育部对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展开调查,这是一项持续评估的一部分。该评估发现,美国大学至少有65亿美元来自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外国资金没有上报。根据这份文件,官员们指责学校积极向外国政府、公司和已知对美国怀有敌意并可能在寻找机会窃取研究成果和“散布有利于外国政府宣传”的外国人募集资金。

上述问题因哈佛大学化学及化学生物系主任李柏(Charles Lieber)遭受联邦指控,并于今年1月被捕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起诉书称,李柏在自己的美国研究团队从美国相关机构处获得逾1500万美元资助的同时,通过“千人计划”接受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中国资金,还在这一问题上撒谎。让外界浮想联翩的是,李柏还涉及在武汉的一项生化合作。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据美联社报道,2019年12月19日,位于密歇根大急流市的范安德尔研究所(Van Andel Research Institute)向美国政府申请资助时,以“故意忽略或草率无视”的态度,未披露该所研究人员已从中国政府获得资助。该研究所拥有一个具有尖端技术的癌症研究机构。

“千人计划”于2008年建立,直到2016年以前,美国大学、研究所接受中国政府资助蔚然成风。“千人计划”在美国招募人才畅行无阻,完全公开,美国知识产权被中国各行业低成本分享(成本主要花在研究者个人及其供职机构),对美国经济安全、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美国也算设了篱笆,比如要求大学获外国资助超过25万美元必须申报,但形同虚设,人们将篱笆轻轻一提就扔一边了。面对中国这种时刻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视国际规则如儿戏的国家,不设防就等于开门揖盗。

美国为何必须吸纳外国科技人才?


资料图片:2018年在中国深圳举办的“千人计划”外专项目受聘仪式(DR网)
资料图片:2018年在中国深圳举办的“千人计划”外专项目受聘仪式(DR网)

美国科技人才国别构成说明,美国科技研究对中国人才依赖甚大。这种依赖基于两点,一是信任,二是确实本土人才不够。

美国依赖外国人才,对利益对立的国家的人才也一概欢迎,首要原因是制度自信,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也很富裕的超级大国,既能为外国培养人才也能为这些人才提供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美国大学研究机构也对外国人才持极为开放的欢迎态度。其次则是美国不太愿意正视的问题,美国的中学、大学教育在20余年的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引导之下,培养的青年越来越巨婴化,在公民责任与权利方面,几乎只谈权利,极少培养青少年的责任感。在知识学习方面,逐步降低中学与大学的教学要求。其理由是,随着教育的普及,更多人上中学、大学,不能要求他们达到以前学校的平均水平。这种以快乐主义为理念的教育,是对教育平权的错误理解。教育平权,是要使从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降低标准、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降低水准的劣质教育。

以知识学习而论,进步主义宣称,用更有时代气息的课程取代没有用的古典课程,比如希腊语和拉丁语。但结果是放弃了有一定深度的数理化课程、经济学、现代史等,被进步主义教育青睐的是跟学术无关的驾驶、烹调、美容以及包括同性恋、变性等等在内的性教育,已经越过青少年性教育的边界,很难分清是色情还是正常性教育。早在十年前,我作为家长去听过一位中学物理教师(他是新泽西州的年度优秀教师)的讲座。他谈到,公立中学尤其是黑人社区的公立学校,不少已将物理、数学从高中课程中剔除,一些学校将其作为选修课。这位教师用大量图表与数据比较十国的中学教育,美国列为倒数第二。他指出,美国中学教育放弃知识学习,对美国的未来人才培养非常不利。事实证明,这位中学物理教师的担忧是有远见的。中学放弃或者减少数学、物理教育,导致美国大学的理工科学生国际化趋势明显,尤其是中国学生偏多。中国在美国学习的人才多,留在美国研究机构的人自然也多。2019年,著名人工智能学术会议NeurIPS接受了超过1400篇论文,从中随机抽取了175篇论文的671名作者的教育和工作背景, 结果发现,其中有近30%是在中国大学读的本科,高于任何其他国家。但有超过一半的人后来在美国继续学习、工作和生活。

美国大学教育的弱点,在今年的武肺疫祸中再次显露。全球化基于比较成本学说,形成了产品的全球供应链,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握研发及核心技术,其余的产品则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生产。这种全球化的生产链构想在今年武肺疫情时期,由于中国因掌握防疫用品、呼吸机的生产而对世界各国趾高气扬之时,各国才开始意识到产业空心化的严重后果。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研究开发能力确实强大,比如这次在武肺病毒的核酸检测方面,已经升级了6代设备,一代比一代精细可靠。但美国美敦力公司(Medtronic)却不得不将呼吸机的知识产权完全公开,让其他国家去生产,其中包括中国。原因是:疫情紧急,美国人有知识产权却生产不出呼吸机。据说呼吸机的1400多个零件,有1100多个要在中国生产,包括最后总装。这就是美国今天的问题,有高科技,没有生产手段,没有生产能力,缺乏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工程师与熟练工。简言之,美国缺乏培养工程师的土壤,缘于不少中学放弃了数学、物理的基础教育。2019年10月10日,斯坦福大学教授、军事史学家Victor Davis Hanson在Fox网站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学习方面,2020年的大学毕业生掌握的知识只有1950年毕业生的一半。

吸引国际人才是把双刃剑,中国的科技精英在为美国贡献智力的同时,确实也为美国带来了科技安全问题。人才培养不易,一旦涉及这类科技泄密,对美国与人才都是损失。因此,美国应该开始考虑教育改革。当然,数理化基础教育不够只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弊端之一,真正的大问题来自于培养了信仰共产主义的左倾青年,而且日益Far Left。这些弊端在余波尚存的2020美国文革中已经暴露得非常充分,今后还将影响美国国运。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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