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何清涟:教育“回归”是香港祸害之尤

201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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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3日香港街头的一些抗议者。(美联社)
2019年10月23日香港街头的一些抗议者。(美联社)

香港游击战正烽火燎天,美国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向北京施压。但北京罔顾国际舆论指责,铁了心要在香港推行“二次回归”。中共第一喉舌《人民日报》于10月20日发表评论《美化黄之锋 香港教育的病该治》,批评香港的教育体系存在严重“问题”。此时此刻,不要小觑这篇《人民日报》评论,这是北京在释放信号:香港“二次回归”计划中的要点——改造香港的教育体系行将启动。

所谓“香港教育问题”恰是大陆教育之癌

《人民日报》评论的切入点是香港一所中学的教材将黄之锋列入“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及名人系列”,然后从黄之锋是“港独分子”这一点开始发挥,认为香港教育的问题一是泛政治化,教师都把课堂当成了撒播政治观点的“土地”,比如通识教育教材刻意放大香港与内地矛盾,鼓动学生通过“非制度化途径”表达诉求,让学生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二是批评香港教育脱离了本国的文明母体,比如,国民教育的推广在香港困难重重,中国历史从必修课变成了选修课,中国语文课几乎快变成“中国语言课”。

熟悉中国教育的人当然都知道,中国教育是独断性的党化教育、从小学开始就向本国青少年强行灌输中共意识形态,让青少年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不是香港教育,而是中国大陆的教育目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充斥严重阉割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更是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说到“脱离本国的文明母体”,没有任何政权比中共走得更远,“打碎旧世界”,否定中国传统文明的道统、法统、政统,是中共建政之本,目前在世界广撒金钱的孔子学院只不过是从根本上否定孔子思想的红色渗透基站。香港拒绝这样的通识教育教材,是香港人保护自己下一代的明智兼勇敢之举。

香港人与北京之间反洗脑的持久战


2019年10月23日香港街头的一些抗议者。(美联社)
2019年10月23日香港街头的一些抗议者。(美联社)

香港人一直在反抗中共的洗脑教育,过程很艰难。香港中学教科书中关于六四事件的描述,就是一场持久战。1989年六四事件深刻地影响中国政治走向,但在香港的中学历史科教科书当中,却只有短短一、二百字粗略交待,香港教育界人士批评说,教科书对这段令国民痛惜的史实,不应该采取回避态度。中共对此的回答是:2018年,香港教育局颁布的修订教学大纲中,未将“六四事件”列入课纲,面对质疑,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答称,课纲内容不影响教科书及具体教师选择是否在课堂提及此类事件——这就是《人民日报》评论批评的一些香港教师将课堂当作撒播政治观点的土地之由来。

北京更是从未放松对香港教育系统的改造。2012年,北京还假手香港政府推出国民教育计划,向全港各中小学派发一本《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赞美中国国情,出版者是政府资助成立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编者是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都是亲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这本教学手册居然称中国政府用人唯贤,是一个“进步、无私和团结的执政集团”,并把美国的民主制度描述为一个政党争斗、民生遭殃的制度。这本教学手册发行之后遭遇各方质疑,但因港府掌握香港教育体制的财权,学校的生存多靠政府资助,大多数校长没有胆量拒绝政府指令,在选择教材或参考课本的时候,都会选择政府推荐的教材。2014年占中运动之后,这种改造着重于消解香港的本土意识,香港教育局于2018年公布了初中中国历史修订课程大纲,香港史不再列为独立课题,而是融入不同的中国历史课题,意在培养当地学生认同“一国”的国家观念。

香港政府除了资助出版赞美中国国情的教科书之外,每年还拨出数千万元经费资助香港的中小学生北上参加国情研习交流团活动。

二次回归计划三要点:教育列位第二


2019年10月23日香港街头的一些抗议者。(美联社)
2019年10月23日香港街头的一些抗议者。(美联社)

北京推行这种意在消灭香港人主体意识的党化教育,不仅未能成功为香港人洗脑,反而引起香港人普遍反感。无论是2014年的占中运动,还是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都是青年人为主体。但北京从来就一意孤行,不仅不反思自己失去香港青年一代的原因,反而在占中运动之后总结出一套很有中共特色的经验,认为是爱国主义教育不够,于是在制订“二次回归”计划时,将改造香港教育系统列为第二大任务。

早在今年9月份,我在《“二次回归”是陆港的共同噩梦》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中共在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之后,曾拟定”二次回归”计划,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在“硬”的立法层面,要在香港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纳入反分裂的内容;二是在香港的学校教育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推进对“一国”的认知。三是要在制度上及时纠正殖民地时代的官商共治模式。最先启动的是结束官商共治模式。

9月16号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一百天,香港各界发动游行纪念。北京则在此前后发出各种信号,展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最终路向。我在《结束官商共治,启动二次回归》一文中分析过:9月13日路透社发布独家消息,北京召集百家中国国企于深圳开会,要求它们加强投资并深入控制香港。9月17日国内各网站登消息与评论,引述香港民建联要求政府考虑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向持有约930万平方米农地的香港四大发展商等收回农地兴建房屋。9月25日,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的新世界发展宣布,将向特区政府、社会企业或慈善团体,陆续捐出27万平方米的土地,用于兴建公共房屋及相关设施,以回馈社会、缓解香港住房问题。恒基兆业于9月27日宣布支持政府回收闲置的农地;新鸿基地产也表示,原则上支持及欢迎特区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农地以加快兴建公营房屋。 至此,香港“四大家族”中除李嘉诚家族外,均已表态支持港府收回闲置农地、兴建公屋。未在反送中运动中表态支持中央政府的李嘉诚则受到《人民日报》(9月13日)点名批判。

距离港商献地才一个月,香港反抗者的游击战还在继续进行,《人民日报》这篇评论又开始批评香港的教育体制,这预示着接下来就是启动香港教育的“二次回归”,改造香港教育体制的幅度将比以前大得多。可以预测,第一刀将砍向教科书,强迫全港采用北京首肯的版本。教科书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曾如此表述:“只要这个国家的大学教科书是我写的,宪法和法律就让其他人去书写吧”。自萨缪尔逊的《经济学》问世之后,一代又一代经济学人,几乎都从阅读他这本教科书起步。

北京为香港拟定的二次回归计划中的三要点,无一不指向“两制”中的香港体制,从长远来说,为祸之烈莫过于教育回归。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16岁之前)中受到的各种影响中,学校教育最为重要。中共意识形态教育为害中国之烈之深,我在2016年的旧文《少年中国的活跃力量:毛左与小粉红》中已经尽述。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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