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何清涟:"习近平思想"将中国导向何方?

2022.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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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何清涟:"习近平思想"将中国导向何方? 北京一家书店陈列的习近平著作
路透社图片

二十大解决了习近平的任期限制问题,解除这一限制,是习的第二个任期的主要政治目标。经济方面的准备工作有些已先期预热,二十大开完之后立即付诸实施。但形势变化远比人们认识转换要快,西方各国政界与媒体还在关心胡锦涛的安危,身在其中的中国人已经通过“毛时代供销社回归”深感“计划经济”复归的压力。其实,这只是“习近平经济学”的一项政策而已——在此必须预先说明:近十年以来,西方媒体喜欢将一些大国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冠以“XXX经济学”之名,“安倍经济学”开创先河,此后“拜登经济学”与“习近平经济学”相继问世,本文使用这个词,只是从俗。

“习近平经济学”是“习近平思想”的分支

中国官方不用“习近平经济学”,好用“习近平思想”。原因说穿了很简单: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最高档次是“主义”,一被奉为“主义”就进了共产-社会主义的万神殿,因此,马克思、列宁有主义;恩格斯只能附从马克思门下,不能自立门户;次则为思想,毛泽东至今只有思想,只有文革时一些红卫兵组织号称“毛泽东”主义。习近平算马列宗的后起之秀,不能僭越,因把握了这点分寸,至今还与毛一样,只称“习近平思想”,“习近平经济学”就是习近平阐述其经济政策的原则。

中共官宣中,解释“习近平思想”的文字虽然没到汗牛充栋的程度,但至少每年都在翻新。按照宣传定律,越新的越全面,因此我挑二十大前后的说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占斌今年9月发表于人民网上的《科学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几个重大问题》,该文的前面三大节全是从不同方面涂饰金粉,最后一节才是破题。以下述其大纲,引文用黑体标出。

明确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算是对邓小平改开以来胡赵时期尤其是赵紫阳时期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一种理论回归。实质回归,已经通过国企中加强党委领导、私企与外企建立党支部实现,二十大只是完成了理论回归。

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今年以来“人民经济”的提出,其实就是中共智囊群体根据自己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会,从习那几句“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挥而来。

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理解这点需要了解以下事实:西方国家今年因乌克兰战争抵制俄气俄油,导致自身倡导多年的绿能计划受挫,只好将煤炭、木柴等原定为污染源的能源洗绿(Washing Green),重新启用。因此,中国坚持绿色能源的政治目的在于争夺话语主导权。当然还有一个经济目的未便说出,那就是中国近15年发展绿能设备生产,风能、太阳能设备生产几乎占了全球市场供应的60%以上,如果不提倡绿色能源,这些行业的产能将严重过剩。

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是一篇天大的文章,接下来我将详细阐述。

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和需要关系的理论——这一“改革理论”目前的最大结晶,应该就是供销社体制的回归。

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这是与“大重置”势力争夺全球化2.0版的领导权。这里得提一件旧事,201611月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全球左派深度失望之余,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都发过专题专栏文章,期望中国勇扛“全球化经济领军大旗”。当时中国还不敢接这面旗帜,但等到2020年上半年美国发生很多大事之后,北京终于判定世界大势“东升西降”,于是在这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习近平思想”分“道”与“术”两个层面。中国有古话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术”。“人民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绿色经济”这是“道”,用来争当“世界领袖”的理论工具。这点,习近平继承了毛的衣钵,志在天下、寰宇。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供给侧改革谓之“术”,这是习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因为“术”可以随时调整,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草鞋没样,边打边象”,允许试错,比如经济中的公有私有比例、坚持党对经济领导的强度大小、供销社体制这只“旧瓶”装的酒之新旧比例,是新旧各半还是新四旧六或者新七旧三,均可相机调整。

中共统治时期的公私轮回之变

习近平的成长经历主要是文革的毛时代与文革后,中共高干家庭出生的人有个共同特征,对毛的极度崇拜,哪怕自己的父母与家庭被毛整得惨不可言,但对毛却保持佩服之情,习近平自然也不例外。习正式掌权以来,只有最初两年因为一切要服从于权争大局,对邓的改开路线没有多加否定,但权力一旦稳定,立刻表现出对毛体制的爱好,在经济方面就是对公有制为主体的执念。

早在2015年,中国政府就推出在胡温时期就开始酝酿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出台。当时海外有人没仔细读,就称这是瓜分国有资产的最后集结号, 政府要通过市场化推进私有化。我当时就写了篇文章《【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指出这是误读,原因在于这个方案有极强的习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治国特点,左右逢源,因此出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表述。 但这个《方案》的关键点就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在文件开头就肯定:“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方案》的亮点是混合所有制。所谓“混合所有制”,就是私企可以拿钱购买国企股份,成为股东。但股权配置比例是以国有资本为大头,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

长话短说,与上述国企改革方案同在20159月发布的还有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规定在企业及其他机构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人揭露供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从那以后,中国政府一直通过寻找私营企业的污点将其一一收归囊 中。

有趣的是,最近网上流传腾讯、阿里、京东将被国企混改的消息,官媒奉命辟谣,央广 网在113日发表的《腾讯、阿里、京东将被国企混改?一场误读引发市场喧嚣》一文里,解释得不清不楚,说这只是“更多国有运营商与互联网巨头牵手”,不是被国企混改。我读了之后,相信这是因“混改”名声太臭而采取的障眼法。这些信息产业关系到中共政治安全与信息安全,国有化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简言之,就如我多年前总结过的,中共建政之初,用暴力革命开展了一轮化私为公——抢来本钱做买卖,建立了国有、集体所有的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1978年之后,通过权力市场化开始化公为私,权势集团及其关系人成了最大受益者;习近平执政之后,从2015年开始,中国又将经历一轮化私为公的财富再分配过程。

这一切相继发生于习近平第一、二任期之内,西方对此的认识整整迟到了5-7年。112日,BBC发表一篇《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新时代,美国要如何走下去?》,谈的其实就是西方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但我认为,决定中美(西方)关系格局的不在于中国情况如何,而在于西方自身。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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